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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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彭定康的施政方案中所玩弄的政治游戏，香港立法局直选或变相直选的议员就达到40名，占由60名议员组成立法局的2/3，这些人可以坐直通车进入1997年以后的立法会，英国政府则可以通过控制由此产生的“民选人士”，进而继续在香港政府中享有发言权。
　　他的政改方案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
　　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由60人组成，其中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30名。1995年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如果要过渡到1997年后成为未来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就必须按上述原则办，但是，彭定康的方案却提出，在30个应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席中，把原有的21个议席，由法团投票产生改为个人投票产生；把新增设的9个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改为“使每个行业中的每个在职人员都可投一票”，就是要把功能团体选举这种间接选举方式改为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接选举。
　　香港立法局的60个议席中，有21个席位（占35％）是由19个按不同社会功能划分的社会法定团体选举产生的，这些团体被称为“功能组别”。在《基本法》中，功能组别的选举被称为“功能团体选举”。显然，功能组别的选举是由功能团体投票的间接选举，这有别于全体选民投票的直接选举。
　　功能团体选举方式，是港英政府在1984年11月发表的政制白皮书中提出来的。1987年，香港政府在检讨这一制度时，认为这一制度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因而决定加以延续。此后，立法局中这部分人人数逐届增加，从1985年的6人增加到1991年的21人。在起草《基本法》时，英方还一再向中方推荐这一选举方式。英方从来都认为功能团体选举是间接选举。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考虑到，既然这种选举方式为港人接受，并确有优点，就本着把香港行之有效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原则，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的方式写进了《基本法》，并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
　　彭定康把功能团体选举这一间接选举方式改为变相直接选举，完全违背了《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在过去所达成的协议，也完全违背了当初设立功能组别的初衷。这种改变还会造成香港居民选举权利的不平等：全香港有600万人，其中有270万在职人员除了有权在分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外，还有权在按行业划分的变相直选中投一次票，而这些行业中的退休人员和这些行业以外的其他人则仅有权所在区域的直选中投一次票。这种在公民选举权力上的人为差别，十分不合理，同时也违反了功能团体选举“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有关“直通车”和选举委员会问题上，彭定康也同样做了手脚。所谓“直通车”问题是指：香港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能不能过渡到1997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在起草《基本法》时，中国政府吸收了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意见，在《基本法》中就“直通车”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基本法》时，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第六条写明：“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本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确认，即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这就是说，现在的立法局议员能不能坐“直通车”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只要按照这些规定实行，“直通车”就可以开通。但是彭定康却企图按他的“政改方案”拼凑一个立法班子，“直通”到1997年之后，成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显然，这个如意算盘，就是企图通过这个班子的“立法主导”作用，延续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影响。
　　邓小平早有预见
　　1992年12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消息说，对香港人关注的九七能否平稳过渡的问题，不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邓小平也亲自过问，并和中共高层一起作了统一部署。权威人士说，大家知道，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已在中共十四大被确定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尤其希望在香港首先付诸实践，但是，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到1997年7月1日期间，香港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因素，他十分关心。1984年10月，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就指出：“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
　　1984年7月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提出希望不要出现影响香港平稳过渡的五种情况，其中第五是：“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1年他又指出，香港后过渡时期的重要问题是防止英国人出坏点子，搞小动作，把一个个大包袱留给特区政府。英伦突然换督，彭定康上台的所作所为，证明了邓小平的预见。
　　对于彭定康上台后的政制改革方案，最初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完全是彭定康个人一手设计出来的，但是，敏感的香港舆论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国人，在换督时，就看出了政改的背后其实是英国对香港以及对中国政策改变的蛛丝马迹。
　　香港媒体有一段入木三分的分析，抓住了彭定康政改方案的要害。该媒体分析说，英国抛弃了对“联合声明”的承诺，已经改变了对华和对港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打国际牌，纠集了“新八国联军”，支持英国人侵夺中国主权。英国人急于扶植自己的人物在香港掌握实权，这些人不仅要影响香港，而且还要能够把手伸入华南，伸向整个大陆。最现成的可信人物眼下就有梅杰以元首级规格接待香港的某些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什么党派的头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另一个头衔和身份——华人。小赌本而博大赔彩，刀子锯大树，英国人确是心存大欲的。
　　不过，“八国联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彭定康到加拿大乞求支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称，不欲介入中国内政。澳大利亚也没有高级官员讲支持的话，没有闲心管他人瓦上霜。何况，什么是民主？在英伦，多年来有北爱尔兰要求独立的问题迟迟不解决，又是否民主。干预别国内政，未必不会引起内部反弹和招来烦恼。现在，美国已有人批评英国镇压北爱尔兰独立运动是违反人权了。美国人自然有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香港报界透露，英国内阁在1990年有一次密商，调整了对华政策，以撤换卫奕信和外交部的“中国通”，作为向中国展开攻势之前奏。香港一些人攻击卫奕信治港“带来灾难”，看来不是“吃豹子胆”之举，显然是得风气之先的鹦鹉学舌。
　　这次引起纷争的政改问题，是英国在1997年后，从香港“光荣撤退”的种种部署之一。在政治上，英国要向香港人及世人展示，英国是如何为香港争取民主。在经济上，英国抛出兴建新机场的玫瑰园计划，一方面惠及英商工程顾问公司，帮助英国纾缓国内严重的经济及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建大计划是显示英方要送给香港人“自埃及妖后以来最大的嫁妆”的慷慨和仁慈。
　　在国际层面上，英国对香港政策的突变，香港新闻界人士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一个国际新政治气候正在形成。自1989年西方一些国家曾一度制裁中国，后来东欧各国和苏联相继解体，只剩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大选由民主党的克林顿当选为总统，与英国首相梅杰和港督彭定康皆为四十多岁的中年政客，意识形态极为接近，遂联合起来，意图在香港打开一个突破口，以利于长期向中国灌输西方民主意识，影响中国政治。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港督彭定康突然接见了台湾官员，还公布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这种种动作，在说明英国对香港政策已改变，这正是英国一贯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一贯采用的、令当地社会和人民分裂和分化成不同阵营的见不得光的坏点子、小动作。
　　中方对于英方在香港政制上突然另搞一套，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警告说，必要时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使英方计谋不能得逞。
　　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透过接受中通社访问，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与《基本法》不衔接。“九五选举的问题，关系到平稳过渡，理应由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来公布。现在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仍然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予以公布，这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慎重的。由此而引起的公开争论，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英国负责香港人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过渡期内，如果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重大改动，从而引起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管治能力的削弱，是有违联合声明的。”
　　李光耀的提醒
　　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不久，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政客不是政治家》的文章，文章说，“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途中，访问了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的政治家、前总统李光耀。拜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光耀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而言之，李光耀认为，评定彭定康就任港督一职政绩如何的标准，是彭在香港实施的政策在九七交接以后能否继续下去。这令人想起：英国撤离新加坡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前，将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
　　作者“心中冒起一丝疑虑，莫非英国准备在香港故技重施？！否则的话，一次普通的私人拜会以后，李光耀先生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发表一个如此意味深长的声明呢？
　　“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香港末代总督了，频频演出亲民‘骚’，建立自己的形象。
　　“听其言、观其行，彭定康的‘行’来了，推出了他的施政报告。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五年大计’，也有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五十年大计’、‘百年大计’！
　　“施政报告推出伊始，香港这个原本是商人忙于从商、工人忙于打工、大家忙于钱（请记住正是这些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恒生指数节节上升的社会，引发了争论，而这些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试问，倘若该施政报告付诸实施之时，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还能繁荣吗？还称得上安定吗？九七年时还能平稳地过渡吗？
　　“顾立德公然说中国‘人大’批准的《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为什么要修改呢？要修改到和英国的‘恋栈政策’相吻合吗？这令人不禁想起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入侵、抢掠、强占他国地盘为殖民地的政策。时移势易，行不通了。
　　“于是有新招：民主、人权。其实还是旧招。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拆了这一招：拉大旗、作虎皮，包裹着自己，吓唬别人！”
　　如果讲民意，这篇文章正说出了香港的民意。
　　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撰文指出，彭定康莅港担当末任港督，只不过是“看守政府”的最高领导，在香港也只有4年8个月的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他的“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他今天能大派福利，大洒金钱，都是他的几位前任和中方通力合作下取得的成果。他对未来四年多，及1997年后所开的“民主空头”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到时他已坐了“慕莲夫人号”的轮船回到英国。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去打大陆的中国人。这种伎俩是英国政客，在每一个殖民地撤退时运用过的，今天看来并不陌生。
　　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前，总要留些祸根，以便日后插手。彭定康过低估计了中国对付诡计的能力了。中国百多年来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变得聪明多了。最近几十年按照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超级大国也反复交过手，难道还对付不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局面么？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公布以后，发表题为《跛脚鸭想偷跑》的文章，批评彭定康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明显地违背了基本政治道义。作者给“跛脚鸭”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目前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奠基于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那就是“看守政府”，在西方俗称“跛鸭政府”。原因是不管1997年6月30日之前，港英政府的权力如何合法，1997年7月1日之后，英国在香港已不存在任何权力与义务。因此，“跛鸭政府”在道义上应具其“收敛原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权交接。
　　根据“跛鸭政府”的政治道义，在“看守政府”期间，英国方面不能对现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没有的目前不能增加，过去有的目前也不能放弃。况且，中英双方已有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在先，各方都有自己的承诺。彭定康在这段过渡时期，提出对香港社会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建议，已跨越了政治中“跛鸭政府”的道义。
　　现在的问题是彭定康那套引发这场风暴的“政改建议”，到底出于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不够深入了解，还是英国政府有意师效以前离开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的作风，在其过去的殖民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当地人民和政府久久难以翻身？
　　前港督麦理浩1992年12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批评现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建议导致了中英双方对立。他呼吁双方学习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作风，放弃成见，求同存异。
　　12月9日，麦理浩又在上议院发言时指出，政府得为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作出回答，解释违反协议的原因，至少要说明功能组别选民由45万增至270万之原因，还有由选举团选出候选人这一点。这位外交家于高峰期退休，审慎考虑了数月才在上议院发言，英方当时未对这一严辞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