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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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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地的英文名字就是HaPPy 6allEy，意思是快活谷，与伦敦附近一所坟场的名字相同，含有“极乐世界”的意思。1842年至1843年间，许多驻港英军和商人患疟疾而死，死后就葬在黄泥涌的山边，可能因此称做“快活谷”。现在马场对面仍然是坟场。
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记载，戴维斯是为了迎合英国商人，修建了赛马场，并且每个周末都举行赛马活动。戴维斯的这一做法，显然是讨好英国商人的举动。因为这是英国商人们十分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但他却没有想到，就是在赛马场上，英国商人们大大地出了他一次丑。在1845年的一个周末，戴维斯为了笼络英国商人，表示自己将亲临赛马场，为比赛的优胜者颁奖。他满以为此举必然反响强烈，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戴维斯兴冲冲地到达赛马场时，迎接他的即是一个十分冷清的场面。原来那些商人得知此次赛马是由戴维斯前来颁奖时，竟采取了联合抵制行动，不让一匹赛马参加这次比赛，使戴维斯感到十分难堪。
1890年，赛马开始有投注，正式变成赌博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场修建了观众台，跑道增设排水设备，跑道周圈内铺植了草皮，还可做为高尔夫球场。赛马会开始广泛吸收会员，富有的华人也可以成为会员或马主。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特派驻华通讯员库克，曾经记述香港赛马的盛况：“如果要看良好的旧花样的赛马，其中没有横冲直撞、勒马牵缰，而且每一匹马都是为着竞赛取胜而出马的，恐怕只有到香港来才可以看得到了。”“当我们第一次看见快活谷里的赛马场，几乎忍不住地嚷着，这是整个世界上景色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司令台、看台、马厩、草坪和一切设备，加上那难以忘怀的午餐和香槟，所有一切都是第一流的。快活谷和维多利亚城之间相距一英里半的马路上，在赛马日那天，挤满了车辆、骑士和行人。”热闹的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引咎辞职
戴维斯任期内最大的风波，是他同大法官晓吾的冲突。他利用总督的特权停止大法官行使职权，以致大法官返英向女王控诉，结果戴维斯因此而引咎辞职。
大法官约翰·晓吾，1844年5月与戴维斯一同自孟买乘船到港履职。香港政府按察司，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他是第一任大法官。
在这之前，香港只有警察法庭，裁判司禀承总督的意旨行事。当时的裁判司是威廉·坚，他几乎是总督的行政左右手，不像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官。晓吾抵港后，高等法院成立，他的地位与总督分庭抗礼。裁判司是大法官的属下。而戴维斯仍然习惯于直接指挥裁判司，威廉·坚也一直以总督的属下自居。晓吾认为这是越权，侵犯了司法独立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就与总督在职权上发生磨擦，双方因为案件发生矛盾的事件接连不断。香港英籍人士习惯于英国的法治制度，因此都站在大法官一边。
1846年底，两艘中国船在港内相撞，理亏的一艘畏罪逃去，另一艘从后追赶，鸣枪警告。水警船以为发生海盗劫案，便向在逃的一艘开炮轰击致沉，溺死5人，生捉13人。裁判司不分情由将13人当作海盗，各打一顿藤条，然后押解给九龙的中国官厅完事。可是验尸官研究5个溺死人，证实他们确是良民，被笞藤后递解到内地的13个人更是无辜的良民。于是，高等法院依据验尸官的结论，指责警察方面犯了误判错误，同时发现裁判司法庭判案的律条，竟是在1845年早已明令废止了的。香港英籍居民闻讯大哗，他们早已不满意裁判司贪赃枉法的行为，现在更讽刺地劝威廉·坚应该再去学习几年法规再来任职。
1847年8月16日，戴维斯与大法官晓吾发生口角，因为一起案子，戴维斯表示，他有权决定海事法庭的开庭日期，大法官则不予承认。大法官坚持他应该被称为“法官阁下”，而戴维斯则拒绝承认这个尊称。戴维斯威吓晓吾说，要对大法官提出停职的处分。
其实，一系列案件冲突发生之后，戴维斯已经写信给英国首相帕玛斯顿，暗中弹劾大法官有嗜饮的习惯，时常酗酒闹事。这封信本来是密呈的，帕玛斯顿却将戴维斯的私信当做官式报告，交给殖民地部大臣格雷，要求严格查处。格雷随即通知戴维斯，表示对他关于晓吾的酗酒报告将予以正式彻查。戴维斯本是想暗中中伤晓吾的，现在却弄假成真，要公开调查。于是他赶紧回复殖民地部，向格雷表示这事不必深究，因为“自从晓吾夫人离港返英以后，大法官的情状已经改善了，因此不必再继续追究。”可是格雷坚持表示，大法官的清白声誉是不能遭受玷污而不予查究的。关于这事的处理办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戴维斯向晓吾道歉，另一条是他举出证据证明并非诬告。戴维斯选择了后一条路。
根据英国殖民大臣的命令，港府行政局审查大法官会议成立，总督自任主席，同时又是原告，成员还有英军驻港陆军司令德忌笠，辅政司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等人，同时他们又是原告证人、陪审员。这样的会议对晓吾当然不利。
1847年11月22日，大法官晓吾接到通知，命他出席会议，答辩总督对他的弹劾。戴维斯弹劾的罪名有三项：一、1845年冬，晓吾曾经在海军少将柯讫郎在军舰“亚金科特”号上举行的餐会中饮醉了酒；二、1846年7月，在陆军司令德忌笠少将家中饮醉了酒；三、经常嗜酒醉酒。
11月25日至27日，审判会进行，在会议上，最先被查问的是第一项罪名。总督所邀请的证人多数是当时在场参加宴会的海陆军官员，被盘诘的结果，正好与戴维斯的弹劾相反。一位军官承认先后曾与大法官共席18次之多，而每次都没有醉酒，神智清楚，礼貌非常周到。其他证人也都证明大法官在“亚金科特”号宴会上实在没有醉酒。只有总督的左右手威廉·坚证明晓吾在军舰上曾经饮醉了酒。戴维斯所弹劾的第二条罪状，被主要当事人否定。参加这次会议的德忌笠因为总督将大法官在他家中的私人宴会也列入弹劾内容之一，非常不满，愤慨指责总督侵犯了他的私生活界限，违反了社交礼貌。同时参加这天宴会的宾客作证，晓吾并无醉酒之事。唯有威廉·坚证明晓吾是饮醉了酒，许多当晚在场的军官反驳了威廉·坚的说法。第三项罪状亦被许多证人否定，证人中包括军官、大商行负责人、律师、医生，以及常到法庭采访的记者。他们都证明晓吾在法庭上态度镇静，有耐性，细心静听中国证人琐碎的叙述，对于法律判断的运用非常正确。丝毫没有醉酒人那种神经错乱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之下，一般人认为，戴维斯虽然极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停止大法官的职务，但他也许顾虑这样做影响太大，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要负全部责任。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据，利用行政会议主席的资格，宣布晓吾被弹劾的罪名成立，将其职务暂时停止，留待呈报伦敦后再作最后决定。他所根据的理由是，所弹劾第一项罪名成立。
戴维斯对大法官的假公济私的报复行为，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强烈反感。大法官被停职的当天，香港的英国居民全体出动到晓吾住宅，放下各人的名片，表示慰问，并有三百余人发出慰问签名宣言，香港高等法院的全体特别陪审员、大律师，分别于12月2日和圣诞节联名写信给晓吾，向他慰问并致敬意。
晓吾被停职后，于1847年12月30日乘铁行公司的“北京”号轮船离港回伦敦，听候英伦的最后决定。在他登轮时，香港的外籍商民都到码头送行，并且大放鞭炮。
戴维斯因大法官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不得民心，面子失尽，挽回面子的唯一办法，只有向伦敦提出辞职，总比万一被撤职好得多。戴维斯在香港的任期本来还有两年才满任。但是，因为不得人心，不得不提早自动辞职，而伦敦方面也毫不挽留的予以批准了。
晓吾离港后返英，因交通不便，路程需要2个月，几乎到伦敦刚一登岸，殖民大臣即宣布恢复他的香港大法官职务。1848年6月16日，晓吾又抵港任职。而总督戴维斯，于1848年3月30日卸任离港，港府百官送行，军队派出仪仗队。据早期港报记载，官员们欢呼送行的口号，声音非常不起劲，看热闹的居民群众更是一点表示也没有。就这样戴维斯离开了香港。
第三任 般含SaMuEl GEorgE BonHaM
般含（1803～1863），又译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国人。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总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维斯成为香港第三任总督。般含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1837年起历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威尔斯王子岛总督。就个人经历来说，他是第一个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国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香港贯彻英国的政策。
般含上任时，适值港府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节省开支，支撑局面，他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决定放弃一切公共建筑计划，一些戴维斯时期已经动工的公共工程建设也被立即停止，甚至连他自己的薪金也暂缓支取。由于他采取的严厉措施的实施，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开支为62658英镑，到1853年减至36418英镑，削减了几乎一半。
在任期间，为了取得香港英商对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国政府建议：任命两名本地居民参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国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设非官守议员，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设非官守议员。他力图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实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发展计划，规定屋宇以砖石和石块兴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横行，规划空间做为街道。1854年4月离任回国。后被封为男爵。1863年去世。
从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经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宝灵离职，前后共15年。这期间，由于鸦片战争，清政府更加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榨人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43年，洪秀全秘密组织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举行起义，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国都，先后发展到18个省，震惊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势力攻破南京，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面对这场中国内战，三任港督和他们的祖家，颇费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软硬兼施会见洪秀全
戴维斯任内，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国反清运动初期，天地会正在广东一带活动。由于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在广东站不住脚，暂时逃到香港避难。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居民可以自由往来，这些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不满，聚众造反，当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后，又不曾触犯当时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没有理由把他们当罪犯看待。但是，戴维斯却与两广总督耆英相互勾结，共同对付天地会成员。1845年特别颁布了一道法令，规定香港警察有权逮捕自中国内地逃到香港的中国天地会及其他秘密结社分子，加以监禁，期满之后在他们脸上盖一个相当于中国罪犯充军时脸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后送到中国境内，交给清朝官府。
这样做，犯人即使不死于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脸上的耻辱痕迹也终身除不掉，比对待一个杀人犯还要残酷。后来，这一法例送到伦敦请求批准时，被加以修改，规定在胁下烙印，不许烙在脸上。
般含接任后，太平天国运动已到兴盛时期。般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不像戴维斯那样简单化，而是观其发展，择机而动。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后，很快从华南席卷大半个中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有钱人家，为了避难，带着家产连同家属跑到香港。后来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批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劳动人民，也跑到香港。这样，不仅给香港带来大量资金，也带来大批劳动力，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发展，1848年香港人口总数只有23988人，其中中国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总人口达到55715人，其中中国居民占54072人。6年间华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1853年港岛华人居住户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户仅有491家，只及华人住户的1/5。 1853年3月太平军攻下南京。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企图借助洋人的军事力量消灭太平军，所以，曾求助于英、美等国。这时，英、美、法各国都已经在上海强占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势力范围。而太平军和清政府的斗争，谁胜谁败，当时还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国主义均宣布“中立”。香港总督般含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对太平军自然也采取了“中立”的方针。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吴健章，声明“除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外”，对于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借租船只供清军使用，攻击太平军。另一方面，为了探明虚实，1853年4月27日，般含亲赴南京，求见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并解释说，英国船舰给清军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只出卖，法律无以禁止”，与英国政府毫不相干。般含还要求太平天国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权益，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抄本交给太平天国，要求洪秀全承认英国的侵略既得利益，并声称如果拒绝接受他们已有的在华特权，英国便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
般含的所谓“中立”，完全是为了保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想笼络利用太平军，希望洪秀全承认并继续执行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洪秀全只表示允许英国可在太平天国境内经营商业，自由出入。但是，对般含的恫吓威胁，丝毫不怕，除否定《南京条约》外，还警告英方不要帮助清政府，“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
般含没有受到洪秀全的礼遇，很不高兴。他感觉，太平天国是一个比一向所想象的还要可怕的团体。般含之所以不高兴，真正的关键，在于太平天国在主张国际地位平等，国际贸易自由的同时，严禁鸦片输入，不承认清政府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其次，太平天国表示将来自办新式交通和新式工业。这将使中国脱离封建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知道中国只有停留在落后状态才对它们有利，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摧毁，这是它们反对太平天国的另一个原因。它们暂时宣布“中立”，一方面是对发展中的天国革命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清政府还不是那么俯首帖耳，需要太平军对它更大的冲击，造成更大的压力。般含要等待时机，以联手对付太平天国，换取清廷让出更多的利益。
般含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对太平天国并未立即改变“中立”态度，他宣称，英国如未受到直接的攻击，决不干涉任何一交战团体。
与此同时，针对内地太平天国成员纷纷到香港活动的情况，1854年，港英政府制定公布了《递解出境条例》，规定凡捕获不法分子，如果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则将之递解出境。根据此项条例，港府勒令与太平军有联系的帮会首脑卢东九等人的大小船只一律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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