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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的乡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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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声巨吼，我看过去，只见一位身高约一八○公分的女巨人，长手长脚，大踏步地“冲”进人群，一面冲、一面用双手往两边分，就把人群“分”开了，她笔直地走向我，对我也大声地下了声命令：“不再再签名了！你签不完的！”
一位女记者请求地看着我，直往我手中塞纸条：“请为我们的报纸写两句话吧！一句话也可以！”
盛情难却呀！这些在机场上等候了我好久的记者读者们，我心不忍，低下头又去写字。才写完，另一本书又塞了过来，我正预备签最后一个名字，只觉得身子一轻，脚已离地，老天！那位“女巨人”把我像拎小鸡般拎了起来，不由分说地一路拉出机场大厅。在我意识还没恢复之前，我就被塞进一辆小汽车，再一看，鑫涛、承赉、初霞都在车上等我。车门“砰”的关上，女巨人这才从车窗外伸出一只巨灵之掌给我，对我大声说：“我是杨洁！”
我愕然地伸出手去，要和杨洁握手，谁知她等不及握手，这手就抽回去了。只听到这只手在车顶上“砰”的一敲，那洪钟般的嗓子大吼了一句：“开车！”
车子尚未开动，一张年轻的、美丽的女孩的脸又急急凑向窗口，我看到一对亮丽的大眼睛，一双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未施脂粉的脸庞清秀动人，好一位北国姑娘！我心中赞美。同时，我的心中为海峡这端的同胞而颤动了。那小女死命攀着车窗，对我请求地说：“我能访问你吗？我是××报记者！”
我来不及答话，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开车！开车！开车！”
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眼中流露着失望。我心中一阵激荡──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我拉住那少女的手，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北方的女孩也美丽，例如你！”
我松手，车子绝尘而去。
我回头向车窗外望，那少女脸红红的，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我心中好生歉然，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都感到歉然。车子走了好长一段，我回头，那小女还伫立在街头，对我遥遥挥手──十天以后，我终于在北京饭里，接受了她的访问，她的名字叫应红。
第四章 北京的“小梧桐”
抵北京的第一天，忙于看北京的街道，忙于看北京的建筑，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心里始终乱乱的。车子离开了机场，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里面有毛线衣，热得直冒汗，问身边的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前几天还下雪呢！今年的天气最反常，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
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来到北京的热浪下。第二天，我们去颐和园，大家都喊热。颐和园的湖光山色、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长廊”……简直让人目不暇给。鑫涛拿着照相机，忙着拍屋檐，拍墙角，拍回廊，拍玉兰花，拍花窗及格子门……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颐和园的画栋梁，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发挥到极致，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
我的“北京”印象，从“颐和园”打开序幕，却从“小梧桐”开始了第一章。“小梧桐”是有典故的。
我自从抵北京，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一生，也交游广阔，但，从没有朋友，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而且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也是老北京了。刘平敦厚，也照顾我。知道我爱吃梨，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北京起风，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北京烈日当空，她送洋伞来……
除了刘平和沈宝安，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韩美林是画家，也是陶艺家。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就对他大为倾倒。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他不爱说话，却用无数行动，来表现他的热情。
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是个十分巨大的碗──爱不忍释，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里面的“鱼子点”是经过窑变，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所以是可遇而不求的。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一句话也不说，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韩美林长于画马，他画的马，绝不雷同，让我叹为观止。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要他终身不能作画，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也一起挑断。所以，至今，他不能爬山上坡，他握笔画画时，画笔常会掉下去。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然很多，他自己说：“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只有拼命去创作！”
因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
而朱娅，他那可爱的、年轻的、温柔的妻子，就留在北京等他。对于韩美林，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他比我大了很多岁，我嫁他的时候，家里都反对。但是，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又那么有才华，我对他，是怜惜加是崇拜，不管怎样，我都要跟着他的！”
平淡的叙述后面，有多少故事？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文革时期的摧毁力，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在大陆，大家用“十年浩劫”四个字来称这十年，“浩劫”二字，才能形容那种灾难。我在大陆四十天，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劫后余生”的。）在这时代中，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
除了韩美林与朱娅，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霸夫妇，。他们这一对的故事，更加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感人肺腑，而且是匪夷所思的。李世济，在台湾，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在北京就不同了。大街小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知道李世济。她是程砚秋的嫡传弟子，是京剧界的红人。她的先生唐在霸，也是程砚秋的学生，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只有十六岁，对唐在霸一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唐老师！”
这一喊，已经缘订三生，唐在霸就这样陷进去，水深火热，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每次，李世济登台，必然是唐在霸为之操琴，两人间的默契，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听过他们表演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合一的境界。（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我听得很零碎，李世济说，下次我去北京，她将详细向我叙述，让我写一本“厚厚的书”。）除了前面三对夫妇，我们当然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像杨洁和她的先生大齐。杨洁是独行侠，她照顾我们的一切，包括安排行程、车子、换钱、吃饭……大齐却很少露面，杨洁我前面已经提得很多，但，真要写杨洁，还是要费一番笔墨。
在大陆，很少有人有私家车，杨洁就有一辆，她的车子前凸后凹，伤痕累累，她依然能开着这辆车横沖直撞。有一次，她开车接我和鑫涛去吃饭，我为了礼貌，坐在前座，让鑫涛一个人坐后座。谁知，我才坐进车子，她就“呼”的一下把车子开出去了，我回头一看，鑫涛站在街边，还没上车呢？还有一次，我和鑫涛坐她的车子去一个地方，她认得那地方，却不太熟悉，另一位朋友叫她“跟车”。于是，她就跟着前面的车子开，一面开车，她一面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聊天，聊着聊着，她忽然说：“前面的车怎么转弯了？”她一拍大腿，明白了：“他要抄近路！抄就抄粑！”
一个急转弯，她就跟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一路跟下去，巷子旁边没了人家，多出一条河来，再跟下去，前面连路都没有了，那辆车停下来，司机钻出车子，回头诧异地看着我们。杨洁这才急煞车，大叫一声：“跟错车子了！”
这就是杨洁。（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间，都在国家女蓝代表队打球，她的编号是五号。打起球来，沖锋陷阵，锐不可挡，大家都称她“女篮五号”。她的故事和战果，曾被拍为电影，电影名也叫“女篮五号”。如今，她仍在体协做事，所以，我们一路的行程，都是她用体协的关系，招呼过去的。）写了一大篇关于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现在，要拉回到“北京的小梧桐”上来了。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每次出门都浩浩荡荡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北京，大家不论祖籍何方，都能说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次大家一谈天，悦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我听得好舒服，好像进了电影配音间。但是，这些京片子对鑫涛和承赉都是个考验，他们两个是同乡，都说上海话。北京话和上海话差别甚多，鑫涛在我多年“教育”下，（我平时不喜欢他在我面前说上海话，而且时时刻刻纠正他国语的发音）还能勉强应付。而承赉就常常词不达意。有一天，承赉对我说：“我来北京好几次了，还没有见到北京的梧桐！”
“哦？”我困惑地问：“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吗？”
“有，有，有，好多好多！”承赉一叠连声说。
“梧桐？”杨洁歪着脑袋，仔细思索：“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还没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
“有啊有啊！”承赉急了，“是小梧桐啊！”
“小梧桐？”我更困惑了：“它们长不大？是特殊品种吗？会结梧桐子吗？”我的一连串问题，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阵爆笑。到底，知夫莫若妻，她急忙代承赉翻译：“他说的不是梧桐，是胡同。北京不是有很多着名的小胡同吗？”
这样一说，全车大笑。从此，“北京的小梧桐”就是我们这一路的笑料。承赉个性随和，热情开朗，是个最好的朋友，从不以我们的大笑为忤。只是，从“小梧桐”开始，他一路继续闹过无数类似的笑话。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承赉说没见过小胡同的第二天，韩美林兴沖沖的跑来告诉我们，北京最着名的国画大师李可染，欢迎我们去他家里小坐。这消息让我和鑫涛都不之雀跃。鑫涛爱画，已迹近于“痴”，对李可染大师，早已崇拜多年。我们刚到北京时，鑫涛就问过朋友们：“能否拜见李可染？”
韩美林听了，并没多说什么，谁知，他立刻就作了安排。
而且，他说，李可染也很相见我们呢！
“不过。”韩美林最后说：“李可杂住在一个‘小梧桐’里，听说路不大好找！”
我们大家笑着，开心着，兴奋着。“小梧桐”有名有姓，怎会不好找？大家就按照时间，晚上八时，去拜见李可染，同时，也见一见北京着名的“小梧桐”。
我们都没想到，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路灯，（事实上，北京的大街上，四处灯也不很明亮）而胡同是曲里拐弯的，胡同中往往还套着胡同。我们这一群人，分了两路，我、鑫涛、承赉、初霞、韩美林是第一路，朱娅带着其他几个人，另外乘车来。
我们的车子，开始在黑暗的小胡同中东绕西绕，就是找不着李大师的胡同，司机下车问了好多次路，又向前，又退后，又左弯，又右拐，这“北京小梧桐”实在厉害！你就闹不清它有多小枝桠！终于，我们总算找到那胡同了，又开始对门牌。原来，这胡同中的旧建筑已经拆了，现在盖了许多公寓，李大师就住在其中一座的四楼。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门牌，这时，李大师已派了两个人，手持手电筒，站在楼梯口等我们。
“对不起。”接我们的一位先生说：“这栋楼的公共配电因为没缴费，被停电了，所以，整个楼梯都很黑，大家要小心一点走上去！”
他们用手电筒照着，一前一后地为我们开路。这时我真是新奇极了，走了黑胡同，又要走转达楼梯。心想，李大师如果晚上要出门，岂不是太不方便？幸好，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说了：“李老师就快搬家了，新房子有花园，是平房，对李老师来说，比这公寓合适多了！”
这才安了我的心。我知道李大师已经八十一岁了，这样的黑楼梯，实在不太安全。
终于，我们到了李大师的门口，房门大开着，我们还没进去，一串喜悦的、热情的笑声就在迎接着我们了：“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大家，走了好一段黑路！”
李大师站在门口相迎，他的夫人也站在门口相迎，李大师面色红润，笑容可掬，看来既亲切，又平和。师母更加高兴，一直把我们往屋里让，嘴中喃喃抱怨着，说他们的儿子李小可很相见我，今晚却无法联络上，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在李世济的清唱会上，我还是见到了李小可。）我们走进了李大师的画室，这间画室很小，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一半面积，书桌对面，有一张沙发，沙发的小几上，准备了各色点心，师母说，知道我们要来，特地去北京饭店订做的！画房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书，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李大师的大画。我们忙着看画，忙着吃点心，忙着向李大师表达我们的崇拜，简直是手也忙不赢，眼也忙不赢，口也忙不赢！
李大师的兴致很高，要我们来以前，他已经为我和鑫涛，写了“墨缘”两个字送给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真心喜爱他的画时，他笑吟吟地说：“刚刚让你们走了半天的‘黑路’，现在，让你们看一看我的‘黑画’！”
原来，李大师在文革时期，备受侮辱，红卫兵称他的画为“黑画”，而大肆攻击。李可染的画风，是长于用墨，一张大画，重重的山，弯弯的水，仅仅用墨，就看出无限层次。能把中国的笔墨，发展到这种境界，难怪李可染要成为“国宝”画家了。
鑫涛对李可染，本就崇拜万分，现在，见到他老人家本人，他就更“震慑”得大气都不敢出。李大师却和气得很，他高兴地出示着他的作品，一张一张摊开来给我们看。我们的第二路人马也到了，几个人一站，就挤满了李大师整个画室，大家又看画，又赞叹，又聊天，真是不亦乐乎。而师母，整晚笑嘻嘻地拿着照相机，在那儿兴沖沖地拍照，拍我们，拍画，拍李大师……我更一次証明，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在扶持着。
那晚，对我们大家，都是个难忘的晚上！当我们兴尽而归，又走下黑楼梯，黑胡同的时候，鑫涛才吐出一句话来：“真没想到，这北京的小梧桐，藏着这样的艺朮家，从此，我对北京的小梧桐，真要刮目相看了！”
第五章 我们能“夜访长城”吗？
在北京的生活，简直是忙碌极了，因为我一直是新闻记者追踪的目标，又有许多读者想和我见面，再加上一些出版社要和我谈版权问题，电视公司想拍我的连续剧……我在单纯的“探亲之旅”外多出了许多始料未及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肯放过北京任何一个名胜古迹。我们去了颐和园，去了雍和宫，去了天坛，去了故宫，去了北海……几乎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北京的名胜，是历代帝王的遗产。那些宫殿园林，那些亭台楼阁，它的华丽、精致，和庭园之美，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事实上，以上所写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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