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洪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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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傍晚，记者部值班人员接听到刘武从湖北监利县打来的手机电话。说话声气喘嘘嘘：“西门渊荆江大堤溃口，……我们正往现场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解海龙。”电话是边跑边打的。
　　3分钟后，平日散淡风趣的刘武已冲进没膝深的洪水报告：“溃口有3米多宽，口门水深大约1米。……部队在缺口站了三道人墙，民工趟着水用米袋在部队身后堵口。”
　　“用米袋？”记者部问。
　　“离溃口最近的是一个国家粮库，已经进水，齐腰深。县发电站也进水……”
　　“兄弟，记着：无论如何事先看好退却路线1值班人员想着刘武单薄的身体，咬牙切齿地对电话喊着，心里已经哭了。
　　“现在解海龙的位置在哪里？”
　　“他在部队的人墙里，我看不到他。……我现在到另一处管涌现场去……。”
　　解海龙出发前，后颈上被相机背带磨出的疥子正在化脓，血迹染在衣领上。一位总编室的同事用棉签蘸着白酒在他伤口处清洗了两遍，说：“哥们儿，可沾不得水啊18月6日晚，解海龙在西门渊溃口处拍摄时落水，脚受轻伤。人、相机、手机，全部湿透，不用说那疥子了。
　　长江第4次洪峰到来时，下荆江各县市基本弃守了全部民垸。8月9日，监利县奉命放弃坚守了40多天的三洲联垸。三洲联垸是该县最大的围垸，十多万亩良田，6万多人。刘武、解海龙和出差中途从株州来的陈强赶到扒口现常垸内农民基本撤走，但尚有不忍家园被淹的群众同前来执行扒口任务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在民堤上苦苦死守到今天的农民不能保持冷静，一位老大妈哭嚎着扑倒在掘堤的锹下。扒开的子堤缺口，被农民一次又一次扛着土包冲过来堵上。干部们沙哑劝说，说着说着，自己也掉下泪来。
　　因为三洲联垸弃守，会使江对岸湖南的岳阳水位稍有下降，激奋的农民质问干部：你们是不是湖南人？！正在采访的刘武恰恰是湖南人，他的父兄此时就在对岸抗洪。作为记者，他只能记下这把人心扯成两瓣的一幕。陈强说，整个汛期他两次流泪，这时算一次。解海龙则对着群众高喊：“我们会把你们为抗洪付出的代价报道出去1”报道出去“，这就是天职。
　　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武、陈强的报道《悲壮的弃守》，配发了解海龙拍摄的图片。这组关于“弃守”大型民垸的报道，在各媒体中又是第一次。报道在当地被广为复印留存。
　　许多天后，仍有农民就近在大堤上过夜。在风平浪静的黑暗中，能听见远处水面偶尔传来“哗哗”的声响。那是他们的住房被水泡塌的声音。
　　记者一线历险的事，很难全部展开叙述。如驻吉林记者李己平、原春琳为真实报道营救被困在“孤岛”上的灾民，他和她里应外合李己平冒着生命危险搭乘冲锋舟2小时，迂回进入孤岛，次日，他们的通讯《驾起生命的冲锋舟》传达出最真实的声音。
　　并非所有到达最前线的记者都能发出震撼人心的报道。不少历尽千辛万苦的记者，却没有发出新闻。有的因为和重大新闻事件失之交臂。如在长江大堤溃口当日早晨早晨离开九江的马少华；多次辗转上堤摄影，累得呕吐住院，却没有碰上重大抢险场面的程铁良。也有的因为预测的重大新闻事件没有发生。如3次夜守荆江分洪区却没有分洪的刘占坤、王磊。他们这样看待记者的机遇：如果灾难发生了而自己恰恰错过了报道时机，这将遗恨终生。但如果得到新闻和发生灾难两者必须同时出现，他们宁愿不要这则新闻。
　　附：《遗恨瑞昌》
　　□本报赴长江流域记者　马少华
　　我是在九江大堤实际上已经决口的时候离开那座城市的。
　　8月7日，我从鄱阳湖边的灾区星子县采访完后，再次进入九江城，已是中午11点半。去了一趟市防汛指挥部，接受他们建议，吃过饭后到长途汽车站包下一辆“面的”，赶赴九江西面36公里的危城瑞昌———几日前赛城湖大堤溃决，洪水已进入城边杨林湖居民区；而城北两道防线已破，人们据守城边一道铁路路基作为最后防线。像前一次一样，在第四次洪峰到来之前，我只把九江当作转车之地。当时在我心里，灾难总是在下边，而且它的到来总是有迹象的。但实际上，灾难不是这样到来的。
　　车离九江时，肯定超过下午2点了，而实际上，九江大堤1点左右就溃决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分明看见了路上行人神色惶恐，十里大道东侧，人们在莫名其妙地引颈西望。九江到瑞昌间的九瑞公路已被洪水断绝。“防总”同志给我介绍的路，是绕道九江县城，走一条狭窄、崎岖的乡道———实际上从早晨7点就已被不堪重负的车流堵塞。傍晚7时左右，在涌泉乡与瑞昌市城郊水泥厂之间的那座山前，我包的那辆“面的”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等了，临分手他劝我跟他回九江。但想到一路的辛苦和已经支付的车钱，想到已经接近危境中的瑞昌城，我心有不甘，还是执拗地要奔瑞昌。这样，我放弃了第二次机会。傍晚，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可能再往前挪动一步的汽车，徒步走下山时，天已经黑了。两辆摩托三轮车飞也似从瑞昌方向开来，开车的妇女任我怎么求，死也不敢回头，车上载着都是日常家用物品———她告诉我，瑞昌城要淹了，“我们逃到乡下去1其实，此夜瑞昌的惶恐，正是源自九江大堤决口的消息。晚上9时许来到瑞昌防汛指挥部门口时，街头人家电视中播放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九江堤破。当所有于当天赶回九江的机会都被白白耗尽之后，我木然地回到瑞昌住下，一夜睁着眼睛，咀嚼着失悔的滋味，脑子里转的净是当初如何，就会怎样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反复”回放“，差不多成了一种自我折磨。
　　人生失悔，不只一次，但错奔瑞昌，却真有鬼使神差之叹！
　　我与一个惊心动魄、终生难再的新闻时空失之交臂———作为记者，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呢。
　　第二节　灾民情结
　　一线记者在心里流泪，不仅在亲历军民同洪水激烈抗争时，而且常常是在面对在堤岸上挨太阳毒射、挨蚊虫叮咬的灾民时。人民的记者以平民对平民的真诚，感受、关注着老百姓在灾难中的生存状态。然而，最弥足可贵的是，他们把内心对灾民的情义，扩展到自身人生境界的高扬，的扩展到有限的新闻报道之外的实际援助行动中。1、张双武：牵挂“家园”
　　张双武是中国青年报报驻广西记者。他的家乡在湖北仙桃，自己的家也受灾。在光着脊梁的农民抗洪大军中，就有张双武的父亲。双武采访石首、监利，洪湖，家门近在咫尺，但他一次家也没回过。没回家并不等于忘了家。事实上，双武的这种经历使他从一开始就把聚焦对准失去“家园”的灾民生存状态：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些妻离子散的人，那一张张哀愁、凄苦和惊慌的脸，无时无刻不在唤醒他已“略显粗糙的心灵”。
　　双武说：“我知道呈现在我眼前的这如繁星般闪烁的万家灯火里，曾经拥有温馨、殷实与眷念。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后来，我离开了他们”。
　　张双武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人。他为真实传达灾民的实情，自己跑到灾民安置点上，与灾民彻夜长谈。次日，发回《守望圆月待天明》，这是本报发回的第一篇灾民生活报道。
　　有次，张双武路过石首市与公安县交界处的一个开发区，这里是石首市接受公安县的转移灾民的安置点之一。他顺路走进一间灾民的窝棚。
　　13岁的李娟和11岁的李硕让他在一瞬间便体会到了生命的坚韧。从公安县转移出来的姐弟俩借住在开发区一间发廊的屋檐下。姐弟俩父亲李兴忠告诉张双武，每天他都要早起到南口大桥下看水，水落了，他便偷偷地溜回家，给承包地里正遭虫蚀的棉花打遍药，或者给8亩多水田里的中稻施遍肥；水涨了，李兴忠的一天便闲得了无兴趣。
　　而李娟和李硕两个孩子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闻过肉香了，但他们每天趴在开发区的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将暑假作业做得工工整整。9月份开学后，李娟将升读初中一年级，李硕也将读小学五年级，但他们曾经书声琅琅的校园此刻正浸泡在浑浊的洪水里。
　　俩孩子的父亲李兴忠告诉张双武，水来了，家没了，两个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以前在家时，两个孩子吃饭还挑三拣四，现在每天一碗冬瓜、一碗南瓜和一小碟酱萝卜，孩子们倒吃得津津有味。
　　张双武感到有一丝内疚，他急忙找到一家已经歇业的小食店，央求老板替他炒了两盘菜：青椒鳝片和卤猪肚，捧到两个孩子面前。张双武注意到，李娟和李硕定定地好像记住了他这张并不漂亮的脸。
　　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的试金石，有时也许不在抵御过一拨接一拨嚣张而轻狂的洪峰的铁墙铜壁里，它存在于记者的内心，遇大悲大喜而彰显。所以，中国青年报许多前方记者，更愿意结识路灯下每天坚持完成暑假作业的李娟、李硕和他们的父亲们，也理解下面这个故事里一个横存江堤的老人的冲动。
　　有一天，张双武看到江堤上一群人围着个嚎啕大哭的中年妇女指指点点。他挤进人群，看到一个直挺挺的老人躺在堤上，浑身湿漉漉的老人已撒手西归。旁人告诉他，昨天晚上，老人撤离扒口行洪后的小河口镇后，不放心家里的粮食和牲畜，竟偷偷地划着个轮胎，驶向一片汪洋中那记忆中的家园。夜幕下，承载生命的轮胎竟漏气沉没，老人随水挣扎、漂流，丢了性命。
　　张双武不忍心指责老人愚昧无知，他知道一个家庭勤扒苦干积攒下的全部财产，瞬间东流后对于老人意味着什么。面对灾变，老人选择了一去永不回。绝望的执着，脆弱的抗争。张双武说：“我看见的这个老人叫农民”。
　　只有经历了大悲大喜的洗礼，人才充分地表现出绝望与希望、脆弱与坚韧、执着与自弃、敏感与麻木等等情感，一句话，人才像人。2、吴湘韩、任彦宾：记下真实吴湘韩是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他的眼睛一开始就盯住了灾民。
　　有次，他采访一个灾民，灾民被他的执着感动，反问他：“你敢说真话吗？”湘韩毫不犹豫地说：“敢1，于是，第二天湘韩发回了《我这43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片报道没能见报，但凡看过该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灾民生活最真实的记录。
　　本报驻内蒙古记者任彦宾在前线期间，每天至少跑200多公里路。当他听说灾民点上发生了伤寒，他不怕自己被传染上，驱车160多公里，到伤寒病人中调查了解实情。他甚至从一开始就判断出此稿定被“枪毙”，但他认为：“能不能发是报社的事，报道不报道实情是自己的事”。3、陈强、解海龙、刘武：救灾行动以追求短、平、快新闻著称的福建记者站记者陈强，中断日常采访赶赴灾区监利县后，每天不停地跑动、采访、写作、传输，但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催促：还做得不够，对灾区人民做得不够。他除在中国青年报发稿外，还在福建的《海峡都市报》连载灾区采访日记。顺着这个势头，他利用自己平时的工作渠道，发动福州市出租汽车司机为灾区义运，筹到70万元汽车司机的捐款送到监利县。他又联系福州一位成功的青年企业家为监利、岳阳两地灾民中的1000名青年人无偿培训就业技术。
　　和叠在一起的方块字比较起来，一张真实感人的照片更能起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希望工程宣传画中那个大眼睛姑娘的拍摄者——本报记者解海龙，他的心愿就是：多拍灾区的孩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在荆江大堤上奔波了几个来回的解海龙，皮肤晒得黢黑，汗衫已经变了色，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他脖子始终系着一条毛巾，再加上装摄影器材的大包小包，那形象整个就像灾民一样。
　　在到达洪湖的那天下午，他听说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乌林镇小沙潭一位名叫胡汉章的农民，妻子突然去世了，胡回到家中，草草将妻子的后事办完后，很快又赶回堤上抗洪。他身边还有两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我们应该赶去看看1尽管已是太阳西下，光线已不太理想，解海龙还是执意要去乌林镇，同行的还有刘武和谢湘。
　　在胡汉章家，几位记者看到了这位朴实的农民，看到了他家中简陋的摆设和他那两个天天还在寻找妈妈的女儿——群芳和润芳。
　　解海龙没有多说话，他端起镜头，对准胡汉章父女三人注视了很久很久，最后才按下快门。
　　于是，在记者刘武的特写《大堤生死情》上面，配发了胡汉章和他两个女儿的照片。他们那种助、茫然、期盼的眼神真让人看了感到心酸、心痛，真想伸出手来帮他们一把。
　　山东一位读者看完这组报道后，立即将1000元钱捎到报社，嘱咐一定帮忙转交给胡和胡的孩子。
　　刚从抗洪一线归来的刘武，不顾采访后期收尾工作紧张，先后应邀3次到高校、县区介绍灾区情况。接着，他又立即被团天津市委书记段春华“抓”住了。
　　原来，团天津市委很想组织一个“抗洪英模报告团”，为天津青年做一场宣传抗洪精神的报告会。
　　“是好事！是好事1心还惦念着长江、惦念着那里的灾民的刘武一点都没有犹豫或推辞，立即着手帮忙联系。
　　在刘武的努力下，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报告团很快组成了，他们是：总参武汉通信指挥学院九系政委程献文、湖北监利县抗洪青年烈士胡继成（请人代讲）、湖南岳阳团市委副书记赵岳平，还有空军某高炮营杨德胜烈士的遗属桂丹。
　　这是全国组织的第一个抗洪英模报告团。组织过程中，活动升级，由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主办。报告团成员受到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亲切接见。
　　9月15日上午，在天津市人民礼堂，报告团做了一场催人泪下、催人奋进的生动报告，台下，听众一开始就被深深吸引，许多青年眼里噙着泪花。
　　这次大会被活动组织者称为近年来效果最好的报告会。
　　而刘武，头天夜里还在帮助修改讲稿，直到半夜2点多！
　　天津团市委、天津青年的心是滚烫的。这一次，他们又拿出40万元捐款，援助湖南岳阳、湖北监利各建一所希望小学。
　　刘武的心踏实了。
　　天津“抗洪英模报告团”的活动尚未结束，福建记者站记者陈强的电话便接踵而至。那电话打得之急、之勤，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一切还是为了灾区人民。
　　回到福州，陈强与一位很有事业心的年轻企业家——福建金得利集团董事长共同商议，策划了一个“技术扶助灾区青年创业”的行动，免费为监利县、岳阳市对灾民中的1000名青年实行就业专业培训，新闻发布会放到北京来开。
　　附：《极限的挑战》
　　□本报赴长江流域记者　刘武
　　有时，我常想像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状态是什么样子。在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今年的七八月，长江沿岸数百万军民骤然面对极限的挑战。
　　当我8月4日奔赴抗洪一线时，第4次洪峰正轰响着浩荡而来。这时，前线军民已在大堤上苦战1个多月了，我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便是“人困马乏”。其后20多天，我转战监利、洪湖、武汉、岳阳、华容、九江、南昌，不仅听到，看到的也是“人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