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洪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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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九江、南昌，不仅听到，看到的也是“人困马乏”。
　　在监利的长江干堤上，我亲眼看到一名18岁的解放军战士扛着土包倒下，现场的医护人员赶紧扒光他的衣服，用酒精擦洗他的身体，输葡萄糖，灌十滴水，但半个多小时过后，他依然未能睁开双眼。年轻的生命在极限的边缘游走。
　　到洪湖的第一天，我便得知一位22岁的青年农民吐血累死在大堤上。他连续奋战了40多个昼夜，当人们把他送往医院，他满怀遗憾地说：“我以为年轻可以扛得篆…”，年轻而疲惫的生命就这样越过极限的红线，给人们心中留下浩叹和感慨。
　　在岳阳，我听到洞庭湖边的大堤上有成千人因为酷热而中暑晕倒。江水和湖水总是那么平和，不露一点狰狞，把心计和残酷深藏在渐渐升高的水位上，一次又一次考验着人类抵抗自然灾害的极限能力。有时它也借助风力，掀起波涛和巨浪，把护堤的彩条布击打得破碎不堪，把编织袋包装的泥土如捣蒜般摧成泥浆……
　　一位战士对我说：“这是人与水的肉搏战，可我们却只有防守之力，没有还手之术，这比真正的战争还残酷。”
　　人与水的搏斗恰如倚天屠龙，充满盖世豪情，但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了何等的灾难。我想，大概是自然被人类毁坏到了极限，才有它们对人类生存极限的追迫紧逼。一位专家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不给水以出路，水不给人以活路。”
　　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人海战术了。人们挽着臂膀用身体阻挡洪水的肆虐，体现出勇气，也体现出某种无奈。这使我在慨叹的同时，也感到某种哀伤。这场洪水，在自然和人类两方面，都把极限的抗争淋漓尽致地凸现出来。
　　对一个理性的记者来说，公开表达这样一种情感是十分艰难和复杂的。在20多天的抗洪采访中，我竭力从那些平时看似普通、平凡的民众身上挖掘、展现人类精神中最伟大、最顽强、最动人的情愫，但是，人类的伟大和崇高毕竟应该通过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来体现。难道，人类与自然永远要以敌对的方式存在吗？
　　第三节　洪水中的女记者
　　中国青年报的9名女记者先后切入了长江、嫩江抗洪抢险的现常她们中有的人，如谢湘、吴必（加草头）雯，从80年代算起已是第三次执行抗洪报道任务；而多数人却是第一次经受洪水的洗礼。抗洪抢险就象打仗。打到最艰苦的份儿上，在任务面前，就不能再分什么男女性别。
　　然而，性别并未因灾难消失。
　　1、江华：千军万马中的唯一女性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在齐齐哈尔通往甘南的一辆军车上，在2000多名军人堆里，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她就是中国青年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江华。
　　一次世纪洪水让江华顿悟“记者”二字。
　　坐着军车在没轮的深水中由齐齐哈尔赶往甘南县，夹在2000多个士兵中捱过两个不眠之夜，在胡吉吐莫大堤上啃了3天干面包，江华真真切切地感悟着“记者”是什么。
　　这时，这个职业的庄严与神圣挥洒得酣畅淋漓。
　　8月13日，嫩江洪水掐住了齐齐哈尔通往甘南县的惟一通道——301国道，不断上涨的洪水令所有人望而却步。伫立在水边的江华断定跟前这辆“解放141”军车肯定要强行通过，便软磨硬泡非要随车前往一线——音河水库。
　　上车前，一位军官对江华说：“车很可能中途抛锚被困水中，也可能出现更糟糕的险情，我们无法保障安全，你先想好了去还是不去？”瞬间，江华突然联想医生常说的话：“手术可能出现危险，做还是不做？”
　　为了救命，手术终归要做；为了采访，前线也必须要去。
　　这时，甘南县委宣传部派来了专人专车陪同保障，她都婉言谢绝，因为她坚信跟随战士们肯定能冲到最艰最险的前沿。
　　军车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漂泊在被洪水浸没的公路上。过眼处，是浮在水面的烟囱、树冠、向日葵，是没在水中的房屋、轿车、拖拉机，还有高岗处的农民为躲避洪水在四轮车上搭起的临时的家。当晚，她传回了特写《汪洋中的一条船》。这一切为“洪水”这个空洞的名词下了生动的注脚。
　　8月13至15日，位于大庆西部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两条防线相继崩溃，大庆油田保卫战在西线率先打响了。16日，部队奉命驰援，江华又一次坐到了军车上，这一次，她在军车上和战士们一道住了两夜三天。
　　一望无际的杜尔伯特大平原上，1万多人在抢修一道7。5公里长的大堤，即保卫大庆的胡吉吐莫第三条防线。这里是男人的世界，被采访者见到江华时面露惊讶，说了句“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华是这里惟一的女性。
　　几天的相处，江华几乎成了随军记者。她坐在轰鸣的发电车上写稿，与战士们一道在军车上过夜，与抗洪勇士们一道一日三餐吃面包，与大堤上的人们一道挨着挥也挥不去的蚊子的叮咬。
　　洪水之后，部队特意寄来一篇文章《战士眼中的江华》，文中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个优秀的‘士兵’1最难的，只剩下一个”方便“问题。所以面对热情的战士们投来的矿泉水，她常报以一笑，但很少喝上一口。
　　捱过了20几个小时后实在忍无可忍，搭上一辆车来到距此最近的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一位大嫂指了指墙角对江华说了句东北话：“只要低下头，到处是茅楼（茅坑）。”
　　可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江华无论如何低不下这个头！
　　大嫂又指了指猪圈说：“要不就去那儿吧1在这个两三平米的空间里，两头分不清颜色的猪正卧在粪水和雨水里酣睡，这就是人们平日所说的”脏得像猪圈一样“的本体！
　　就是在这里，江华找到了轻松、温馨、惬意、甚至感动！
　　3天里，一趟趟往返于大堤上的江华成了“名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女性，一位记者，一位女记者。
　　大堤之上，讲话忘不了吃饭时间人们像熟人一样招呼着“吃了吗”，忘不了经过身边的车辆摇开车窗问一句“要捎一段吗”，忘不了所到之处战士们热情地呼唤着她的名字“记者，记者”……
　　那些天，江华的名字就叫记者。
　　2、董时：洪水从眼前流过
　　8月，正在办理进京手续的本报驻黑龙江记者董时，放下个人的事，加入了抗洪报道的行列。这位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女子，在洪水与个人之间，掂得清孰轻孰重。她明白“守土有责”在此时此刻的份量。8月9日，当她向编辑部打回第一个电话时，人已经到了前线。此后，从泰来到齐齐哈尔、到肇源、到大庆、到哈尔滨、到佳木斯，董时一直在追着洪峰跑。
　　从嫩江、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汇合处的黑龙江省肇源县赶往隔江相望的泰来县，本来摆渡只要一个小时。可是，嫩江洪水却使董时不得不取道吉林省，一天之内换了3回火车、用去10个小时才辗转到达。
　　8月9日晚上，董时坐的火车从沟满壕平的树林、田地与草原之间勉强滑进站台后，进出泰来的惟一途径———铁路就中断了。此前，嫩江洪水冲断了公路，摆渡也早就停了。在这座孤岛上，董时被困4天。
　　当了7年记者，董时是第一次采访洪水。听说关系泰来及下游命运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嫩江干堤白什哈大堤，董时和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采取了同样的决定：“死守”。
　　“20年一遇”的堤坝抗击着“200年一遇”的洪水，白什哈险情不断，在大堤上苦战了40多天的4000当地民工，开始有些吃不住劲了。2000余解放军战士的增援，使大堤的情况稍有缓解。可3天后，人们得到的消息还是准备修筑第二道防线。
　　10日11时45分，已经在堤坝上守候了6个小时的我，准备赶到胜利乡发稿。那里是离白什哈最近的、有电话线的地方，路途20公里。
　　泥土筑起的堤坝，已经让连日暴雨浸泡得泥泞不堪，一脚下去，稀泥就没了脚脖。董时背着电脑，手脚并用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两公里以外的二道坝。
　　不经意回头间，董时惊呆了：一道坝上，她刚刚呆过的蓝布帐篷突然歪了下去，插在旁边的红旗也瞬间不见了，白亮亮的洪水冲开了6米宽的堤坝，像脱缰的野马，漫进两道坝之间一马平川的3000亩耕地。
　　“决口了！决口了1人们开始大声惊呼的时候，董时这才想起直奔正在筑坝的部队：”请问，哪位是这里的指挥员？“没有人理董时，人们抬着沙袋高喊着：”让开，让开1这样问了有500米，董时终于找到了正在用无线电与前方一道坝联络的沈阳军区81145部队政治部主任高建国。
　　12时半，堤坝上接到防汛指挥部的转移通知。6000余民工和机关干部陆续上了数百辆运送他们到这里的汽车和“四轮子”。一时间，马达轰鸣。可是，乡间路只有一条，车队的速度慢得惊人，足足3个小时，人才几乎从坝上走干净。
　　临走前，董时看见村北边的人家仍有人出入，就闯了进去。家里的男人都护堤去了，曹桂芝、王秀荣婆媳两个争执不下。婆婆催促着从白什哈转移来的儿媳妇快点带上小孙子离开，而媳妇则执意让婆婆带孩子先走，自己则要赶着水头返回家去抱圈在院子里的3头猪崽儿。
　　“你不要命了吗？”婆婆大声制止着。媳妇的声音也不小：“一年才收入千把元，3头小猪就是300多呀1断后的部队赶到了，王秀荣来不及带上她的小猪，被强行转移到高岗上。
　　胜利乡是群众转移的必经之地，也是低洼地区。董时赶到那里的时候，街上所有的店铺都上了锁。一些没有车辆运载的群众聚集在乡政府门前。
　　两辆原本给前线送给养的大卡车，拉着蔬菜、面粉和猪肉，没等上坝又奉命将这些东西再拉回县里。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同司机商量，想把菜卸下来，装上群众。司机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这位党委书记用身体挡住正在行进的汽车说：“即使犯错误，你也得卸车，然后把妇女和孩子们带上1到下午17时，乡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位干部在留守。说起这些年的水利投入，都说资金困难、欠账太多，上游没有一座控制性水库。
　　这不禁让董时想起“生存与命运”的古老话题。心里顿时沉甸甸地凝重起来，面对滔滔的洪水，她百感交集。
　　第四节　“老记”“新记”
　　在抗洪报道中，中国青年报的老记者显示了训练有素的职业经验和炉火纯青的判断能力。新记者则表现了高涨的求战激情和动若脱兔的快速启动能力。新老配合形成了最佳的报道力量。1、谢湘、吴必（加草头，下同）雯、戴袁支：出手迅疾，料事精准这3位中年“老记者”算上1998年，都已经历过3次抗洪报道。
　　干了多年的湖北记者站站长，吴苾雯一年前已奉调北京任新闻中心副主任。7月份武汉大雨，正在当地的吴苾雯中断了尚待完成的“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报道”任务，写出武汉内涝的消息。从此，汛情一次次加重，她完全转入抗洪报道，两个多月后才回到北京。
　　每到急碴的任务出现，编辑部的策划人员会说：“交给吴苾雯。”不论时间多紧，工作量多大，吴苾雯说几点交活就几点交活，倚马可待。读者经常见到关于武汉保卫战、关于青年突击队、关于抗洪中的先进人物的那些重头报道，几乎都是吴苾雯临时受命，限时完成，且无一失手。
　　作为驻湖北18年的老记者，吴苾雯耳目灵通，反应迅速。省内消息来得快不必说，而且判断准确。守在长江边，水涨水落，她的心也随之时起时伏。
　　21日清晨武汉突降暴雨。这场下得天昏地暗、持续了12个多小时的特大暴雨，正式拉开了长江抗洪斗争的序幕。
　　“武汉的雨这么大，荆江会不会出问题？”
　　在没得到编辑部任何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出于记者的责任心和职业敏感，吴苾雯便自觉地承担起“前线指挥部”的角色。她就根据长江来洪形势，把新记者罗新宇派往荆江段的监利县。7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出现了关于监利县抗洪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驻长江下游，并非1998年抗洪抢险焦点地段。但从今年春后的雨雪异常时，长江水事就引起了戴袁支的注意。他根据以往的水情研究和灾难报道的丰富经验，敏锐地感觉到长江今年会发生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他一次又一次向记者部要求出击长江中游，甚至打听好了出发的车次航班。在记者部要求他把守好长江江苏段之后，他提前联系江苏省防指收集信息，到镇江、南京的各个防洪工程了解情况。因此，长江第6次洪峰安全通过江苏，戴袁支的报道就不仅是照说水情，而是以“安全通过”为结果，上溯其原因。报道突出治水“以防为主”的方针，探讨防洪资金筹集机制，强调了江苏省1991年大水之后，制定《防洪安全资金制度》，常年大规模投入维修防洪工程的成功经验。
　　8月，吴苾雯在江南武昌，江北汉口是中国青年报编委、记者部主任谢湘。一个在江南把握湖北全境水情，一个在江北抗洪险段采访，并且随时互通信息，调度长江流域的记者部署，竟成了报社设在长江流域的“前指”。在长沙出差的驻福建记者陈强，感到长江防洪形势严峻，向编辑部请示行动方向。编辑部回答：“尽快到武汉找谢湘报到1驻广西记者张双武也在外出过程中请示方向。编辑部同样回答：”找谢湘报到1谢湘是在长江出现第4次洪峰时，来不及向报社领导请示乘上当晚的火车去武汉的。前方那么多记者的生活保证成了她的一块“心脖。由于她想得周到，处处从方便记者的工作出发，年轻一茬的记者亲切地称她为”部妈“。
　　当长江洪峰接踵而至，住守在各个点上的记者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甚至产生厌倦情绪之时，谢湘就一个点一个点前去慰问。大家开玩笑地说：“她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最需要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时候”。
　　这时的物质食粮是钱，精神食粮则是刚刚出版的《中国青年报》。
　　并非总是“打杂”。谢湘坐镇武汉的20多天，共发稿20多篇。其中，《万众一心，巨龙低头》、《追访桂丹》受到报社上下好评。2、罗旭辉、罗新宇、杨得志：提前“入伍”
　　罗旭辉21岁，1998年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报社。还没到北京办理参加工作的手续，就在湖南娄底的家中接到报社的电话。
　　“现在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请你赶快到长沙，与新闻中心的熊波会面，然后一起去岳阳采访。”“明白。请放心，我一定按时赶到。”连个工作证都没有的罗旭辉上了抗洪一线。
　　此时已是下午4点，由娄底开往长沙的始发车早已没有了。罗旭辉赶到火车站，等候最早一班过路车。
　　深夜近一点的时候，谢湘在北京收到罗旭辉的传呼：“我已抵达长沙”。
　　在岳阳通往华容、汨罗、南县等各个重灾区的必经之地北门渡口，罗旭辉看到，每天傍晚，一拨又一拨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围在这里，看水、问水、谈水、忧水。他们的眼前是惊涛拍岸的洞庭：在北门东渡口通向西渡口的轮渡上，7公里宽的湖面浊水横流，一浪盖过一浪，一片片的树丛被掀翻，一栋栋的民房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屋顶；在安造大垸溃决后第二天的安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