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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洪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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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浪盖过一浪，一片片的树丛被掀翻，一栋栋的民房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屋顶；在安造大垸溃决后第二天的安乡县城，群众多数已四处转移，城内空空荡荡，银行、邮局、商店、餐馆一家家大门紧锁，偶尔能撞见几个人，无不大包小包，神色匆匆；在溃了口的巴垸长富村，用木棍草草搭建的简陋窝棚一个紧挨一个，绵延数里，村民有的一声不吭，有的忙着烧饭，找不出一张笑脸，寻不到一件干净的衣服。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除了拼死抢出来的一点粮食和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全都泡在了水里。
……
种种这些，对熟悉水灾的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对不关心水灾者，也许会视而不见，但对罗旭辉而言却是震撼心灵的人生体验。这些活生生的体验使他明白，在1998年的夏季，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在与自然抗争，与人自身抗争。罗旭辉的稿件发回报社，编辑掂量一下，署上了“本报讯记者罗旭辉”。弄得编辑部人人问：谁是罗旭辉？什么时候进报社来的？
与罗旭辉同年毕业的罗新宇倒是来过北京，来过编辑部。同期新来的大学毕业生没到齐，入社教育、电脑培训还得等几天。记者部派他先到武汉整理一下湖北记者站的办公室。头天到武汉，第二天暴雨狂泻。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场雨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的罗新宇，突然接到了吴苾雯的紧急传呼，被派到了监利县进行抗洪采访。
又是一个未经培训就“上岗”的大学生署上了“本报记者”。只要搭得上车，罗新宇就往大堤上跑。车辆通过民垸的渍水熄火，他和战士们一起下水推车。遇到涉水撤退的灾民老大妈，他让出自己的位置，请灾民上车。在血防堤险段，罗新宇不慎从子堤落到江里，幸亏手脚快，扒着沙袋上了岸。
长江第3次洪峰过监利县的当晚，水位达到历史最高。罗新宇午夜之后才找到一辆去大堤的车。这是荆江两岸抗洪军民奋勇搏击的一个夜晚。可是罗新宇上的血防堤却有惊无险。沉沉夜暗里，静得吓人，只有巡堤查险的一排排马灯缓缓移动。不留神，脚下一绊，弯腰细看，是个倒在堤上酣睡的空降兵战士。再往前看，疲惫的战士一个紧挨一个，躺满了大堤。叫醒排长了解情况，得知这些兵是最早赶到灾区的部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干了20多天。
罗新宇打算回县城时，到处漆黑一片，找不到车。摸黑找到公路拦车，夜太深，司机不敢停。向部队借的长筒雨鞋又小了两号，离县城剩下6公里，罗新宇光脚走到住处。一看表，凌晨3点半了。
在东北松嫩一线，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杨得志也留下一段生动的传奇故事。
8月15日深夜2点半，晚上刚刚赶到大庆的杨得志从沈阳军区一位朋友那里得知：16日一早，沈阳军区司令员梁光烈中将将乘直升飞机视察大庆水情并到杜尔伯特县慰问官兵。顿时，小杨旅途的劳顿一扫而光，心想：“有一张航拍的水灾照片，那该多棒啊1他担心睡着了错过时间，立即收拾好摄影器材，一直坐到天明。
早上6点半，他匆匆赶到直升机停机坪——大庆体育常但是，这架直升机只能搭载10人，留给记者的位置只有两个——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
他傻眼了，一个劲地向保卫人员说情，但丝毫不起作用。因为想挤上飞机的记者实在太多了，无法开这个先例。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眼看着一个绝好的机会就要在自己眼前溜走，杨得志焦急万分。这时，他看到梁光烈司令在随从的陪同下准备登机，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声说：“梁司令，我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希望随机采访1看到小伙子有股冲劲，梁司令微笑着问：”小鬼，你叫什么什么名字？“
“我叫杨得志1梁司令乐了，”哦，那你是上将啊！好，同意你上飞机1小杨一听，心中狂喜，连连说：“谢谢梁司令！谢谢梁司令1在螺旋桨巨大的的轰鸣声中，飞机渐渐升高。洪水、大堤、采油机一一呈现在眼前。飞机上只有一个舷窗可以打开拍照，3个记者只能轮换着来。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这时的杨得志已经连续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冷汗从额头上不断渗出来，胃里也上下翻腾得厉害。他咬紧牙关，随着手中的相机的”咔嚓“声不断响起，镜头中留下了茫茫洪水中的大庆，留下了数万军民严阵以待的壮观场面……
一个星期以后，上述3名大学毕业生到京，参加入社培训，成为报社正式职工。记者部和报社人事处决定，3人的工龄从在报面上署“本报记者”之日起开始计算。职业的激情不在年龄。
这次参加洪水的报道的记者中，有新婚不久的驻江西记者李菁莹、驻湖南记者吴湘韩；有在母亲需要人照顾的情况下却毅然上了前线的驻安徽记者黄勇；有在采访途中、探亲途中主动参战的驻福建记者陈强、驻广西记者张双武，还有不断请人说情、不断申请参加抗洪报道、终于赶了个尾声的广东记者林炜等等。
大家都象真正的战士一样，在最需要记者的地方出现。（第十四章完）
结语 治水·治国
卢跃刚
中国大江大河，西高东低，顺势而下。夏秋之际，降雨集中，是为汛期，雨多则为洪涝，雨少则为干旱；其次，降雨，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渐次减少；再其次，四季分明，降雨集中，来得快，亦去得快，常常不得其利，反为其害。中国地理、天象独特而复杂，仅概要一二，凡此种种，形成洪涝与干旱，乃中华民族数千年栖居之两大祸患。
1991年夏，我赴华东淮河流域采访水灾，使我直观地感受了水灾的恐惧和治水的紧要、迫切。1992年研究三峡工程和长江、黄河治理问题，通过实感和阅读，我发现，治水问题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关乎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社会为了调整与自然的关系所衍生的文化、制度，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性特征以及与现代化关系的基本认识。总之，“治水”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1998年大洪水，我前期在报社参与组织报道，后期赴湖北湖南采访，进一步印证和廓清了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迷惑，并产生了更深入研究的兴趣。
人类文明，傍水而生。在我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制度，一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和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只说了一半，因为，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镌刻着非常明显的“商业文明”特征。
无论是从古代文明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社会都是一个具有商业传统的社会。特别是北宋以来之中国社会，城市规模庞大，商业活动区域广阔，交易工具发达。如果把古代历史切成一个个断面横向进行东西方比较，我们会发现与近、现代完全不同的文明景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把中国社会概括为“商业共产主义”是有道理的。至于为什么中国落伍了，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化，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观察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可以说，他抓住了要害。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对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时间被中国知识界看作认识“东方专制主义”的经典。然而，他除了马克思带来的理论遗憾外，还有一些明显的遗憾。最明显的遗憾是，他把古代专制主义与近、现代专制主义的性质混淆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传的联系。近、现代专制主义的制度资源大多是工业化特征的，大多与传统制度资源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甚至斩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东方近、现代专制主义是西方工业化文明直接冲击和嫁接的结果。沿着这条思路分析，可能会得到一些与以往认识很不同的结论。
关于社会制度的产生，历史学家说，与地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则与治水（生存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治水”与“治国”几乎同义。所谓“‘治水'如’治国'”，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包涵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主题，即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存活下来的文明，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载体是断难延续至今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呢？是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化的制度性需求，专制主义断难生存。
这里暗含着一个逻辑：社会制度是一个特定民族在一种特定生存环境下的产物，于是有了特定的“政治文化”系统，而所谓“文化”正是附着在这种制度系统上得以传递和发展的。我们可以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宋明理学兴起这样的意识形态官方化（民间思想转化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找到思想史的证据。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入仕，从“帝王师”到“科举制”找到证据。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从来都是企图通过从政来实现的，陶冶山林，聚徒讲授，著书立说，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或者说，陶冶山林、聚徒讲授、著书立说除了个别例外，都是“入仕”前的热身。
在一个稳定或常态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容易看清这种轨迹。只有在危机时刻，这种轨迹才可能充分显现。国家机器存在的合理性，不仅仅是维持常态社会的秩序，更是是否能有效地处理包括灾害在内的社会危机，即是否能有效地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水患”尤其显著。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水害大到何种程度？
黄河流域近两千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改道26次，北至天津，南至淮阴。
长江1931年到1949年间泛滥成灾11次。其中1931年洪灾遍及鄂、湘、赣、苏、皖5省205个县，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14。5万人毙命，灾后因饥饿、瘟疫死亡人数难以胜记。1954年“百年一遇”洪水，长江沿线干堤、民垸溃决不计其数，光是湖北荆江段的监利县就死亡48502人（据1993年《监利县志》）。
淮河流域近500年来，水灾350次。1931年洪水淹没耕地7700亩，死亡7。5万人。1975年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及一大批中小水库相继溃坝，京广线中断18天，人员死亡一说12万，一说8万，一说6万；直接经济损失100亿。
海河流域1949年以前580年间，发生水灾387次，近300年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
1991年，18省市遭受洪涝灾害，经济损失685亿，死亡2295人，受灾人口2。2亿，损坏房屋605万间，农作物绝产1800亩，成灾面积1。95亿亩，受灾面积3。15亿亩。
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死亡人数超过了1991年洪水。
经济学家张曙光教授评论说：“正因为水灾的频繁，危害之严重，特别是几条大江大河之泛滥，更是直接危及到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使得抗洪治水具有了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关系到历代统治者的一统霸业和政权兴衰，是其治国安邦定天下的头等大事，也成为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
他还说：“国家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是把治水作为谋求政权的合法性和巩固政权的手段，以便取信于民。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居乐业，赋税增加，国库充盈，其政权也比较稳固；相反，一旦发生水患，老百姓处于水火之中，不仅赋税难以征缴，国库难以充实，反而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如果遇有人祸，极易激起民变，发生动乱，就会危及当权者的安全。”（张曙光《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
所以，历朝历代君主和当权者，从来都把“治水”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决不把“治水”当作技术问题。“大禹治水”，鲧、禹父子“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不是治水方法之争。治水方法在君王眼里是个等而下之的问题。没有把夏禹——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君王看成一个“水利工程师”更为荒唐的事情了。治水完全是政治的需要。
尧舜时，洪水“泛滥于中国”，水系混乱，中土割裂，各部落自成体系，占据一方，没有律度，纲纪不张，禹父鲧“息壤以堙洪水”，九年无绩。而禹“念前之非度，嫠（注：此字下部为”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周语下》）
《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建立王朝，中央集权（与秦始皇中央集权不同），与诸侯形成强有力的贡赋关系。当时，禹面临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整合分裂割据的弱小部落，一统天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跨流域、跨势力范围进行大规模“治水”。鲧用“堵”的刚性方法失败，而禹则采取了“疏”的政治方法获得成功。禹是个大政治家。后来，禹的祭祀分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偏重道德警示，民间则是对政治清明的期待。传说，禹生于羌氐人聚居的岷江上游的汶川（禹出生地传说不一），葬与长江下游的浙江会稽，尧舜部落则生存于黄河流域，夏王朝势力所及也主要是黄河流域，而夏禹的踪迹和祭祀则遍及黄河、淮河、长江等几大流域，显然不是“水利”的涵义了。
自《史记》以后的各王朝正史，皆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
历史上，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
公元前132年5月，黄河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南侵，“东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淹及16郡，泛滥23年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决口祭祀，望着滔滔南下的洪水，“悼功之不成”，惆怅满怀，慷慨悲歌：“为我谓河伯兮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在他的督令下，沉白马玉璧，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参加决口堵复。堵复后，汉武帝在决口处筑宣房宫，作颂歌，以示纪念。
瓠子堵，“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天下“用事者争言水利”。两千多年后的1998年大洪水堵复过程，几乎就是这种情景的翻版。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帝。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1700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华民族1000余年至今享其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荒淫和伟大就这样奇怪地拼在了隋炀帝身上。
白居易在他的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1与白居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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