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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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十九：《定庵文集》、《续集》
　　“但开风气不为师”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十：《天朝田亩制度》
　　“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十分严重。全国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80％的农民没有土地。
　　在江淮流域、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有百顷、千顷的地主；形成“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的局面。广大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所以，他们都渴望着有自己的土地耕种。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