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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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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四十一：《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钟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的《梁史》53卷，刘У摹读旱洹�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龟醯募窃兀谷四砸皇牵匏蚀印！读菏椤吩诒史ㄉ弦泊嬖谧徘试雒阑涠竦拿？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四十二：《陈书》
“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四十三：《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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