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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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周书》
　　“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推八柱国家。可见门阀观念在作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周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杲，在北国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为其它传。后梁傀儡皇帝萧詧被美化得“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原因就在于他的孙子萧瑀是当朝宰相。今狐德棻还在书中对自己的先人加以吹捧。这类问题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但《周书》表现得明显一些。另外，《周书》在材料考订和编排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周书》流传到北宋初外已经残缺，大约有5卷全缺，有3卷缺少大半。现经后人辑补，大致恢复了原书面目。
　　四十六：《隋书》
　　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四十七：《唐律疏议》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