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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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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
我们应当看到,《管子》一书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它是不能达到的。但是管仲学派作为刚兴起的封建制的设计者,确是颇费一番苦心,而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封建制的图式。这种图式在战国时期虽然是做不到,但这种礼法并用的主张却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了。
《管子》的政治及经济思想,还体现在它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主张上。齐国的兴起,原是靠收买民心起家的。这样,齐国的封建统治者和靠宗室贵族势力起家的鲁国与靠君权势力起家的秦国不同,因而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意义。《管子》一书中所讲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思想,就是适应于齐国封建统治的这一需要发展起来的。在管仲学派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为取”,就是说,给予就是取得,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从争取民心出发,管仲学派很注重耕战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认为“治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粮食生产多了,才能国富兵强。同时,他们认为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张不轻易发动战争。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在经济思想方面,还体现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轻重论。轻重论是管仲首创的,后来的管商学派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他们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把握左右经济形势的主动权。主张实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大量资财,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并实行利出一孔,使每个人都根据其为国家所作贡献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汉武帝时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轻重理论的具体体现。此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理财家如刘晏、王安石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经济政策也都受了轻重理论的影响。因此,轻重论学派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别之一。
总之,《管子》是我们研究先秦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书籍,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
三:《老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之一。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给他写的一个简单的传记来看,他是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人们对他的称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他的生卒年月不详。
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年4月,周景王卒,大夫刘耿立王子猛为悼王。王子朝杀悼王自立。晋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为敬王。这次内战达5年之久,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握的图书亦被带走。于是,老子遂被罢免而归居。形势的变化,使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转变,由守礼转向反礼。
老子由于身受奴隶主贵族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不得不“自隐无名”,流落四方,后来,他西行去秦国。经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将远走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的《老子》。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着青牛飘然而去。
老子的思想主张,大都保存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共5000多字。因为它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后来人们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老子》一书,并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却是属于老子的。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因此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下面我们就通过《老子》这本书,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
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覆盖万物。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造的根源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唯心论的基础。因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的威灵。当然,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解放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后来有的哲学家把它发展为定命论,为害颇大。
“无为而治”。老子的“道论”,基本上可概括为“天道自然观”。所以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人当法道,顺其自然。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呢?他认为最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在老子看来,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来治理国家,他反对加重人民税收,反对拥有强大的兵力,他说过:“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第三十一章》)他同时也反对工商业,反对知识和文化。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不要“圣智”、“仁义”、“巧利”,国家就大治了。这三种东西不足以治国,最好的办法是,使人们着意于“朴素”,少有“私欲”,不求知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
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不现实的,他为了反对当时的剥削制度,从而反对一切社会制度。为了反对剥削阶级的文化,从而反对一切文化。为了反对欺诈,从而反对一切知识。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他以为只有抛弃了智慧,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只有抛弃了文化学问,才能免于忧虑,这种愚民政策,也被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利用。
那么,老子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什么呢?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他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老子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老子说过,人民为什么过着饥寒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取赋税多的缘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五章》)。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七十四章》)这反映了老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却是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应当看到,老子的这一举动是抨击奴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它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相反相成。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观察了自然界的变化,生与死、新与旧的相互关系,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成与败、福与祸等对立的双方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一书中,还深刻地论证了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过,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互相对立而有了顺序。总之,老子承认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物极必反,是说事物在变化中向它相反的方面过渡,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反的东西。因此,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必须去掉那些极端的、过分的措施,否则,就会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就会丧失天下。他认为,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懂得以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为了证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的道理,他举了许多的例子。他经常用水来比喻自然力量的伟大,比喻人类高尚的品质。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水的,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柔的战胜刚的,弱的战胜强的,天下没有人不懂的,可是没有人能做到。老子又举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木强大就会摧折的例子。但他把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当作绝对的规律,没能认识到这种互相转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尽管如此,老子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柔弱的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道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春秋末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提出这一观点,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说过,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产生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的远行,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见《第六十四章》)
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同时,他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老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四:《论语》
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规范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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