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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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元史》。
　　六十一：《明史》
　　“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六十二：《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