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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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之专门论述。
　　该书认为上述疾病等等之发作，其病因不越三条，即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致疾病为外因；七情（喜怒哀乐悲惊恐）
　　过甚所引起的疾病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外因。张氏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症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首，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炼，配制严密，主治多富有针对性。例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当归生姜羊肉汤、茵陈蒿汤、酸枣仁汤、麦门冬汤、括萎薤白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汤、董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等等，均被广泛为历代医学家用于临床治疗，并成为他们发展及创造新的医疗用方的基础。
　　《金匮要略》中医方运用的理论和制方原则与《伤寒论》一样，均出于《内经》的理论指导和张仲景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世代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
　　必须指出，《金匮要略》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技术。例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浸足等等。
　　特别是该书所记载的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合性技术要求。
　　《金匮要略》自北宋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者。其本文、注释、发挥、方论与歌括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症论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被宋以后的医学家尊之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年年纪念，岁岁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是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七十八：《针灸甲乙经》
　　“洞明医术，遂成其妙”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瘧、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的治疗学水平。
　　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
　　《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
　　《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近年他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七十九：《备急千金要方》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93卷。孙氏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祕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在论述谿毒、射工等病症时，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穀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穀白皮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