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部。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50多岁，灰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就没有帮助。由于这一地区实行了封锁，对我们来说，政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我们都认为，由于信息不足，很难了解疫情爆发的范围，又由于切断了对该地区的所有贸易，我们可能会发现要把我们的供应品带进这个地区也有困难。保罗和法克里非常关心我们的后勤，如何使我们的设备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苏丹南部。他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喀土穆的当地代表有些担心，显然那位代表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与他打交道时要拐弯抹角，要有适当的礼仪，要有一点炫耀。他们担心他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是个障碍。
　　1976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一一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说明莱尔选中的人是好样的。罗伊显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证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调查研究人员。有他在身边，我感到幸运。警察飞行员将继续把我们送往恩扎拉。这个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们得乘坐联合国的卡车，经历一次艰难的、尘土迷漫的长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车辆，与羊和鸡一起瞒珊而行。如果乘汽车，我们势必得躲过为禁止旅行和维护防疫线而建立起来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们解释我们前来的原因。
　　现在有了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为一旦驾驶员听到了有关流行病的情况，他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肯定会下降。不过，他们同意继续飞行。我们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处，然后出发去延比奥调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奥医院的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我们两人跪在地上，仅靠煤油灯的灯光开始察看病人，为他们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这样，飞行员回亚特兰大时就能将这些宝贵的抽样带走。
　　第二天，飞行员愉快地上路，带着血液抽样回到喀土穆。我们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现在要安顿下来继续我们的调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发。
　　到达这个小镇两个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时候来了一位老妇人，她来自埃波拉确已发生的地区。她发着高烧，神志失常，还在抽搐。在我跪着从她手臂上取血样时发生了事故。当我开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时，她猛地动了一下，这时针头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进了我的拇指。
　　当沾满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破了你的皮肤时，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继续工作——没有别的选择。那天傍晚，罗伊通过静脉注射输液管为我注射了我们带来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浆。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
　　现在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因为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调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数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继续传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内制止这一病毒，也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次我决定要在现场用海伦精心包装的试剂对埃波拉作出诊断。但我还需要一些专门设备。我幸运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发时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纽文霍夫（Simon　VanNienwenhove）。西蒙曾沿着更加靠南的路线寻找扎伊尔埃波拉病的发病根源。他仍然在这个地区工作。他是一个比较粗壮的比利时人，看起来像一个16世纪佛兰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让人替他画像的自由民。虽然他外表轻松，甚至有些懒散，但实际是个对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灭非洲一种厉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这种病是由一种恶性单细胞寄生虫侵入血液和大脑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点像疟疾，不过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种特别脏的、名叫采蝇的昆虫传播的。西蒙渴求简朴，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实的非洲职员照顾他。他把他作实验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给我们做住房。他一点不担心我们会把埃波拉病毒带进他的设备里。他在非洲危险地区里生活大久了，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们的技术专长。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汽油发电机供电，还有一个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这使我们不必再手摇曲柄来分离血液，因为冰箱能起同样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将抽样直立着放在冰箱内过一夜，而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浆与血液分开。第二天早晨，血细胞就会凝结，沉淀到试管的底部。我可以轻易地将浮在上面的、金黄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须记住血清里可能充满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开始，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走进实验室，开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进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试验。用萤光抗体试验就能完成这一工作。海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马射线使其不能活动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细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萤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结束时才去看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试图尽早把试验做好。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谁是阳性。就从冰箱里拿出每一个抽佯，然后对它逐个进行观察。我试图集中精力尽可能客观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还在着重寻找一位病人的名字。当我知道那块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时，我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观察完毕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块玻璃片，这是延比奥医院那位老妇人的抽样。如果玻璃片上的黄色萤光染料发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阴性，也未必意味着我没有染上此病。这位妇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产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这样我可以取得第二个抽样。我的心在跳动。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个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岁。我是他们唯一的赡养人——当时我的妻子没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标准的人寿保险，但我不想让家人依靠这一保险过活。我想，为了他们，我也不能病倒。
　　我犹豫了一会，然后调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把焦距对好，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为了集中注意力，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对自己说，要把这个血清看作是别人的。它和我没有关系。
　　当我调整显微镜时，细胞开始成形了。我寻找着。在我来回观察玻璃片时，看到的细胞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到处附着萤光的斑点。没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们洗得很干净。我检查了阳性控制：它呈黄色，在闪闪发光。
　　它是阴性，很清楚是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