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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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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出来，大家急于核对数据，好一场及时雨！扬布库地区1986年时的感染普遍率同同一地区1976年的数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口比例为0。8％。现在可以说证据确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处，昭然若揭。同时也掌握了了解非洲现代艾滋病流行的来源的方法手段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指扬布库一带就一定是该疫病的根源，而是想表明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来自中非洲农村地区的某个部分，这部分地区的人群里藏着艾滋病病毒，时不时地感染几个人，却从不严重威胁大多数居民。可以说是与人长期共存吧。艾滋病不是什么新东西。不是从丛林里突然冒出来的。我们长时间内的假设终于得到了认定。后来弗朗索斯·布伦·韦齐内特把她在1979年时从苏丹南部偏远地区采集来的几百份血样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数0。9％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的假设又一次得到肯定的验证。
农村社会中艾滋病扩散程度相对稳定，这一点是肯定了。城市的情况则不然，其发展之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这一点成了新情况，我们的假设在这一点上是否说对了呢？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暂期间一跃而成危机的原因呢？自由妇女和市区其它一些现象，乡村里是没有的。所谓城市化始自何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凯文灵机一动，想摸一摸诸如利萨拉这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为它们离农村近，不过一百英里左右。凯文从利萨拉采集了更多血样。经“疾病控制中心”化验分析结果是单身妇女中，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上升到11％。于是下一个问题是查查这个城市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地方。原来，金沙萨的运输船只沿河而下，就在这里沿岸停泊。近几年人口猛增，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外流人口。于是城里自然而然有了许多自由妇女。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农村妇女高得多，自然也不足为怪。因为农村妇女是不卖淫的。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肯定：人口流动和迁移。急剧的社会变动、两性关系混乱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综合性内容，可以说是非洲流行性疫病的驱动力。金沙萨的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为8％一10％，但是在自由妇女之间要高得多，徘徊于30％一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携带率由低向高的级数升长图呈现在我们面前：偏远地区历经十载仍得以保持低比例，接触风险的人群，像较大城市中的自由妇女之类，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萨这样的大城市中则更高。由此可见，在过去的10年中，艾滋病病毒从乡下沿着河道悄悄溜进了城市。
我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个年轻女子的下文，那个向我们提供来自活生生人体中的存活最最久长的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的现状。
我已经无需等待凯文作出回答。凯文的脸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原来，死去的三个感染者中有一个就是她。
这位妇女的悲剧只不过是一场要大得多的悲剧的一星半点而已。那场悲剧，连“西达”项目都逃不脱。我们说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尔的混乱政治纷争。该国政局进入90年代初濒临爆炸边缘。蒙博托树敌越来越多。由于拖欠月晌过多，军队闹事，到处一片危机气氛。艾滋病项目在这种氛围下实在难以为继。当时罗宾·赖特的项目负责人职务已由比尔·海华德（Bill Hevward）接替。比尔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罗宾一样，不遗余力攻读法语以便开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语讲得多么流利，还是逾越不了重重难关。最后当地政治动荡局势危险到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之后，被迫束装回国。“西达”项目名存实亡，只剩下一纸计划。尽管如此，它总是非洲地区同类项目中最早的一个。它在向扎伊尔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所作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拉沙热研究项目再次进行
乔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研究拉沙热的项目，到1986年已经整整8年。该我出场了。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安排我去那里按照当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控制中心”以猴子为研究对象的做法，继续进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热病毒感染对人体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我们要在来医院就诊的拉沙热患者身上观察与过去相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当年共同完成的猴体实验能有助于我们弄明白拉沙热患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的原因。那样，也就可能导致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办法。
我接受了伦敦盖伊·尼尔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药物。这种药物在伦敦和北美专用来治疗起因不明的休克，我们估计此药对严重拉沙热病人也能有一定疗效，该药既有保护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止血管出血，达到防止出现休克现象的效果。拉沙热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肺部积液而导致呼吸衰竭。具体到这一种类的肺部水肿，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主要是液渗漏，拥塞肺部，导致泛滥而淹死了病人自己。伦敦的专题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疗可疑性休克，可谓对症下药，而且没有出现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来治疗拉沙热，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种种手续，才能取得应用药物合法施诊的许可。这方面，乔出了大力，制造药品的公司也非常帮忙，向我们提供种种安全数据资料，并免费赠药。
我此行由伦敦启程，在盖特威克（Gatwick）刚办完进关手续，迎面遇上一位金发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庸洒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苏吧，”他向我问道。
我当时就明白了，他是唐·福萨尔（Don Forthal）。他是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的部下，正在流行病情报所受训。他也是去塞拉利昂计划研究儿童身上出现的拉沙热。他从美国过来，显然很累，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此行有这样一位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的男伴，实非我始料所及。在那个年代里，唐算得上是个迷煞众姑娘的奶油小生了。他这一去，成了塞格布韦马姑娘们的一件轰动大事。唐大受门德族姑娘们的青睐。她们颀长苗条，细细的脖子娇好的容貌，特别是秀目流波，服饰艳丽，头上漫不经意地缠着一大块头巾，衬托出典雅华贵风度。在她们眼里，唐是从未见过的异乎寻常的人物，确实揉碎了好几位的芳心。唐后来离开“疾病控制中心”调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遇上了一位埃塞俄比亚的美丽空姐，结了婚，那一段艳事遂告结束。
就我们俩人而言，都是初访非洲，出师就不利，说得更确切些，几乎未能成行。我和唐寒暄方毕。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英国飞喀里多尼亚的航班因“机械故障”，推迟12小时起飞。这等于是给我们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众所周知，在西非机场，机械人材奇缺。一把搬子、几支改锥的人马怎能让人信得过他们的诺言？
盖特威克正是严冬季节，清晨特冷。地面积雪一寸多厚。我们穿着一身热带衣服，没有办法，只好忍着，直到晚上飞机起飞。这是我们在非洲上空飞行，领教到的第一个变幻莫测不同寻常之处。往后还更糟。
实际上，飞机升空还算比较容易，真正难的是能不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飞抵冈比亚首都班珠尔时，天尚未亮，机组人员宣称，因为起飞误点，他们这一班的“当班时间已经满了”，意思是说，到我们目的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这一段路程，得等下一拨机组人员来完成。待到接班机组来了，他们马上宣称：飞行计划略有更改。先飞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返程途中才在弗里敦暂停。
从蒙罗维亚折返时，天色还是黑的。到达弗里敦，太阳才刚升起。我们想，这大概可以着陆了吧。谁知道驾驶员这时站出来说话了，还是一副高高兴兴的佯子；他现在正在弗里敦上空32000英尺高处翱翔，希望大家享用好早餐。随后又接着说，下方雾气稍重，他要把我们送回冈比亚。
我们已经两次飞抵我们目的地的上空而不着陆。现在却又在班珠尔降落，驾驶员忽然改口宣布他要飞返伦敦。顿时群情激愤，大家开始造反。
机上要去塞拉利昂的乘客不下60人。我们已经总共飞了24小时，决不能再折返雪花满天、一片寒冷的始发地盖特威克！我们抗议，拒绝各归各位，决不系安全带，决不接受起飞。机组人员急忙说好话、讨好说再给我们开一顿早饭。还说要来上一杯威士忌，让大家消消气。我们二概拒绝。
谈判就在登机的舷梯上进行。太阳升上当空，遂渐消去了弗里敦上空的雾层。机长最后表示同意试同弗里敦方面联系。尽管无线电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正得了解一下天气条件是否有所改善，能不能再试试着陆。这一下又耽搁了好久，未了，他总算满意他说云消雾散，可以飞去试试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消息无异喜从天降。可是也有闻之不快的人。他们刚在班珠尔登机，都是来冈比亚晒太阳避寒的英国人。他们当然想一上机就直飞，马上返回伦敦，他们花钱买的就是这种机票，他们的行程安排根本没有弗里敦这一站。突生变故，要他们吃亏，他们不干，扬言也要闹一场。
幸好这些人对本地区地理概念不清，绕弗里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对他们来说，心中没数。连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来冈比亚是为了找阳光、找海滩、找啤酒。他们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尔索尔（Costadelsol）度假。机长说明他们多停一站耽搁不了多久。这样，飞机才算重登蓝天。
现在我们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欢迎再开一顿早饭。刚刚吃罢，飞机第三次飞临弗里敦上空。隆吉机场是在一大片红树属植物地带的沼泽群中开辟出来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宽阔的港湾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证全靠驾驶员的操作技术和飞行经验。现在，我们体会到喀里多尼亚的英国朋友意见正确，就是不能冒着浓重晨雾，贸然试降。何况这里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又是这样的原始。隆吉机场一天仅有一两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包括国内国外航机。夜间照明，整个跑道只有一溜灯亮。还得自己发电，只为大航班服务，每周几次，直到飞机真正飞临头上时才开动起来。电力供应在弗里敦市区也是很难得的。首都四周根本没电，除非自己想法发电。
飞机在红树丛林顶上飞掠而过。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长气。机场大楼破烂不堪。飞机歪歪扭扭地挨边停下。我们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醒悟自己已被带到赤道以北5度的红树沼地中央而横生事端，所以，等飞机刚停稳，就赶快走出来。未曾想脚才踏上地面，既潮又闷的热气，便密密层层地裹了上来，就像掉进了浆糊盆里一样。从空地走进大楼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突然陷入一片混饨。这就是非洲。有生以来这是第一回。一进大楼，周围是诺大的人群。只见人人争先，都决心要第一个通过道道关卡、办完层层手续，好快快进入塞拉利昂。这下子，我们真的给难住了，不知所措。要换钱币，检验证件，加盖印戳等等，等等。办事人员并不着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挥动的一只只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本护照，只顾同身边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这么一次航班，忙也就忙这么一阵子。慢慢来，悠着一点儿总能对付完的。
幸亏奥斯汀·登比（Ausiin Demby）赶来，把我们救了。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人，是我们项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宽，能办事著称。不久我们就发现他在本国所到之处都有他的表亲。
奥斯汀一来，我们过关的手续就甭提办得有多顺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手、盖个章。奥斯汀告诉我们该在哪儿站队，该把哪些表格递进去。我们感激地照办。更出奇的是，行李件件都在，没有动过。
我们听说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东部最大的部族门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长的儿子。他高大英俊，确有贵族气质。他同这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毕业于费里敦的福拉贝学院（ForahBayCollege），帕特里夏·韦布直接从学院中把他抽调出来。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果然是个人才。跑后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治关系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别讲礼节，有耐心。由于他有教养，礼数周全，到处都能交上朋友，我们搞项目，简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多年，只见过他一次发了脾气。那是银行行将打烊，别人硬是插进来抢在他前面想先办完。当时我们已经断油两天，当地政府外汇枯竭，无法进口，他连续奔波两天，已蹩足了气。所以才按耐不住。
“你们打算怎么办？”
办完过关手续后，他问我们：“你们是想先进城？此地离弗里敦大约得开两小时车，还是径直去我们项目的办事处？”
这时我已经精疲力竭，脑子迷乱。实在弄不清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比方应该问问项目办事处离城多远之类。总之对本地的地理方向，连东方省在哪里都不清楚。如果把唐也算上，他比我还不如。他横越大西洋的时差失常还没转过来呢！奥斯汀彬彬有礼、谦恭之至，当然不会自作主张、代我拿主意。我就对他说，看来还不如直接开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去的好。
其实我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好了。我就会明白我这一草率决定，等于穿越整个这个国家。
于是登上破旧得不像样子的渡轮，在渡轮顶上冒出的弥漫黑烟中，跨越把机场同陆地一分为二的出海口，再来到公路上，向左行驶。据奥斯汀介绍，这个国家仅此一条公路。全国独一无二。所谓沥青铺面，长度不过200英里。说是沥青铺面，沥青还不如没有沥青的坑坑洼洼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经雨水冲坏路面的土路了。当时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给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号，如“痔锤骨”“血尿丘”之类。放眼远望，路面上全是红土。车子走在上面，沉洼之多，颠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头都散了架、碾成了碎块。尘土洒满头发、塞满牙缝，全身哪儿都是，因为车子没有空调，想透过气来，非得把车窗全都打开。卡车蹦蹦跳跳尽可能绕过深坑大洼前进。有时绕出路面相当远，开上了路边灌木地带中由别的车辆压出的新辙，倒反而觉得稳当得多。开着开着，冷不丁对面撞来一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逆行车，这时你才发觉，他们想躲开的坑洼和土堆就在你正前方。山羊、绵羊，鸡，还有头上顶着重物的行人，有时还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公路交通事故的大队伍。只一会儿，我就头痛欲裂。但是根本没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一的解脱办法，倒是让脑袋狠狠磕在车厢壁上，得了脑振荡才好。有时卡车越过一连串的大坑小洞。连续蹦跳起来。有两次差点狠狠碰撞了我的脑袋。
这一场卡车磨难延续了足足八小时，奥斯汀这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灰溜溜地进入塞格布韦马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只满是红色尘土翻转滚动的烘干机里一样。我几乎不能动掸。只要稍一动，遍身都疼。真需要来个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冲冲。谢天谢地，在这样的干旱季节里，我竟然还有享受用一小桶水冲洗的福分。这里的用水方法是从地下水塘里汲水。季节决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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