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哇的一个单独的部落。我们不大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很多消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说那个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们具有特殊的魔力可以和猴子交流。据传说到了晚上，他们会到猴子睡觉的树旁和它们谈话。用只有猴子懂得的魔语交谈，告诉猴子放弃在树顶栖身，然后捕猴人就会在树下张开一张网，然后离开，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从它们呆的树上爬下来。可是却发现被网子罩住了。听起来很有趣，不过我们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来的。
　　这次丛林之行是我记得的最长最辛苦的一次。头一天晚上，一夜没合眼，必须在找到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一一猴子的营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时。捕猴人睡在用圆木，竹子和香蕉叶搭的小棚里，小棚用桩架托在地面上。他们很高兴带我们看他们新捕到的猴子，它们蜡缩在竹笼里。在它们中间有一只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对偎依在胸前的小猴流露的温柔和善感动着我们。我们后来听说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强壮的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达到达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来。
　　整个猴子贸易使我气愤，我不愿看到猴处于这样的悲惨境地。每当我见到这些动物，我感到我懂得了贩卖奴隶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带着一名翻译和捕猴者谈话时，杰里和我采集他们的血样。他们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确实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们还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长一段路，还要穿过一大片甘蔗地。
　　4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宿营地，这里紧靠着岛上一个捕猴者的住地。当我们来到营地时，捕猴者们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人数不多。当时是黑天，我们只能看见被我们照明灯照着的脸。这真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奥（Caravaggio）的画，捕猴人看到我们时又奇怪又吃惊，但最终他们还是很合作的，尽管我们曾听说他们守口如瓶。
　　我们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时做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尽量做得好，因为唯一的照明是我们卡车上的顶灯。我们又提起了有关猴子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是否发现过死猴？是否知道什么人死于发高烧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我们问完问题后，他们又隐没在夜色中，就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我们好像在梦境中。
　　在现有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什么还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开车返回旅馆。我们于清晨大约四点赶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的觉。醒来之后，我适应了一会光线，看到我头天穿的一件我非常喜欢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国买的，在我多次非洲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苏门达腊丛林中穿了24小时之后，这件裙子已破烂不堪了。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们回到雅加达，开始化验从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样全部呈阴性。连一个最低级的可疑的阳性都没有。尽管形势紧急，资金有限，样品很少，我们尽力做着工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来自野猴的出血热对印度尼西亚人构成显著的威胁。如果野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东西感染，在捕猴者和运输者身上则并未发现它们。这些人最直接地与猴子接触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猴子身上没有找到丝状病毒样的东西。
　　我们的结论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当高兴。我们的结论是猴子身上出现的对埃波拉病毒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危险，对印度尼西亚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亚特兰大后，我仍然有两个严重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其一是应找出新的亚洲丝状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须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带有埃波拉抗体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会摆脱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续感染？显然，这是兽医、动物管理员和研究人员对于新的丝状病毒的担忧。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多兽医在他们发现猴子带有埃波拉抗体时向我询问我们制定的防预措施。这是基于恐惧的正常反应，这样会毁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兽医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真的要把我的猴子弄死吗？它们都是很好的动物，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贵的医学试验。”我们总是建议他们别管猴子，继续做实验，如果它们不生病就不用担心。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体也不一定会出现感染或构成感染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公开的资料。我去找我们的小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个身材魁语的人。喜欢系条纹领带和穿压花的皮靴，是选派演员部门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萨斯人。为给他找一件大号的太空服我们很费了一番周折。我建议用亚洲的弥猴和一些非洲的绿猴做一次实验。与弥猴相同，非洲绿猴数量很多，被当作宠物，也是比较好的动物。我们检测了32只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亚洲猴，都带有非洲、亚洲两种病毒。我们使用的亚洲病毒来自雷斯顿，经过彼得·贾林的提纯处理。所以我们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血热病毒（我们自己做了实验证实这一点）。实验结果正如我门所料，非洲病毒几乎对所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亚洲病毒当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与前者相比，死猴的数量就少得多，而且，亚洲病毒发病慢，来势缓和。大多数被亚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约一个月以后都恢复了健康。而且，与亚洲猴相比，非洲猴对亚洲病毒抵抗力更强，几乎全部绿猴都存活了下来。
　　现在似乎有理由认为猿出血热应对雷斯顿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负责，而不单是丝状病毒。也可能是两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严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猴子身上的亚洲丝状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缓，而且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身上。我们还可以向公众保证亚洲病毒不会引起人类患病。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观察存活下来的猴子，对它们进行了消耗性试验、观察是否能在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迹。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尽管猴子体内继续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们对其他动物和它们的管理员不造成危险。
　　最后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们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们需要知道被活性丝状病毒感染后，是否可以防止个受二次感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我们投入全部工作用来培养一种遗传工程的疫苗就将是无意义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产生中性抗体，这种抗体是能够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细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顿丝状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试验性活疫苗。从理论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依据我们有限的知识，用这种方法培养疫苗简直就是冒险。
　　作为实验，我先行一步，检测了两只感染了雷斯顿丝状病毒的猴子，用以观察它们与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样能保护它们不受致命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给了两只猴相当大的剂量，大过自然感染中应有的剂量。
　　结果很复杂：一只猴子完全没有感染甚至没有发烧，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来，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结果：首先对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护作用。后来我放弃了对猴子的研究。我大爱它们了，不忍心伤害它们。
　　当我们结束这一工作的时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研究的一种，它比埃波拉更独特。现在它该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们就要进一步与克里米亚的刚果出血热打交道了。
　　沙漠热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给他进行了手术，但没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死了。
　　这时我注意到大厅后排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站起身，说：“我认识那位医生，这事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着是一片寂静，我等了片刻想知道这位男子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没再说什么。
　　我继续讲，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人发现的。事情的经过是：一群苏联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农村里，帮助收割，不久，许多士兵染上了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这种病毒跨越里海传播到保加利亚。实际上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保加利亚人生产疫苗与之抗衡。这种疫苗是从接受过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脑子里提取的，而病毒本身因加入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动。我是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看到这种疫苗的。这个城市位于保加利亚边界的南边，接近希腊。我同许多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在一起，把一位资深的保加利亚病毒学家团团围住，他手里举着一个玻璃瓶，“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见到这玻璃瓶就可以让我们相信疫苗的功效。
　　他声称所有派驻前线的士兵全部都接种这种疫苗，没有一人再染上这种疾病，但他没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疫苗的进一步详情。另外，保加利亚是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所以我们虽然重视他们所说的疫苗情况，但总的说来对此还有所怀疑。
　　后来这种疾病再度被发现。这次是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的遥远地区，喜马拉雅山北边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被中国人称为“新疆热病”。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都在新疆境内，该地区气候恶劣，沿丝绸之路的古贸易城镇的遗迹就隐藏在这片荒芜的废墟里。汤姆·莫纳思（Tom　Monath），研究黄热病的专家，也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讲述的在中国经历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萨洛尼基的经历摹本相同。当他问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一疾病时，一位官员给他看了一小瓶装有同样用福尔马林抑制活动的疫苗，并详细解释它的功效，只是从未说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什么制成的。尽管我们满腹狐疑，但我们都一定还记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急性病。也许能用一种简单的疫苗来预防，也许中国及保加利亚专家已经在继续研究探索。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一直对出血热疾病的研究很感兴趣，据我们所知，苏联军队确定了一个巨大的实验规划来调查这些疾病。
　　1956年，这种病毒最终从一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来。这个男孩当时在非洲的刚果，因此就采用刚果作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这种病毒是巴尼亚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携带、传播，这些病毒可以通过许多牲畜传播，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主要是由硬扁虱传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热的地区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过以下途径，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动物的鲜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鲜血和肌肉。
　　我先给沙特的与会者讲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历史，接着又给他们讲述我们早期在非洲进行的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调查。1986年，在南非，乔和我调查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区突发的一连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热病。据我们了解，其中许多病例与遥远的牧羊场有关，1989年，我们俩又到塞内加尔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我们参加这次调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罗的偏远的萨赫勒地区研究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动物，主要是羊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病毒的比率高得惊人。人染上这种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样如此？这情况还很难弄清楚。萨赫勒是一个沙漠地带，寸草不生。这片荒野上没有医院、医生、诊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荆棘、时隐时现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坑周围，发出轻轻的叫声。此地汪沙扑面，衣服、眼睛、鼻予、嘴里，都吹进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们沿着撒哈拉沙漠的南边，赶着牲畜千里迢迢寻找水源和牧场。这群可爱的人多数是穆斯林。他们过着艰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时，其他大部分劳动由女人承担。她们汲水，舂米。舂米时把六尺长的木杆挥舞过头顶。极有节奏的善米声音与她们那高条、妩媚的身影颇有韵味。
　　当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纳妾，但他们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规定他们无权知道，不然就会给他们恶运。羊群已属于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权知道这一切。这就给马克的工作带来困难。为了研究，他要搜集资料。必须知道当地牧羊的数量。既然这样做要触犯当地的习俗，他只好想出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数羊粪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过夜的荆棘丛中，清点新鲜的羊粪蛋。虽然这不是统计羊群数字的最好办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尽力而为了。
　　我们到了萨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们热情、慷慨，为我们搭起了两座茅草屋，这房子与蔓藤凉亭联在一起。可我们宁可在屋外宿营，因为茅草房离鸡棚只有三尺远，一大清早公鸡喔喔叫，我们无法躲避。当地牧民对此已习以为常。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