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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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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苦斗
作者：欧阳山
内容简介：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作者简介：
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岐。荆州人。现代作家。因家境贫寒出生几个月后被卖给杨姓人家，从小随养父四处奔波，接触过很多穷苦人。16岁那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残了》，1928年连续写了《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等七八部中长篇小说，成为职业作家。后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活动。在此前后，曾受到鲁迅、郭沫若等文坛大家的教导与帮助。1941年到延安，1947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高干大》，是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的硕果之一。建国以后，回到广州，写出了革命史诗《一代风流》（五卷：《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被选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红色经典小说”之一。期间还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华南人民文艺学院院长，华南文联主席，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作协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顾委委员。2000年，92岁高龄的欧阳山被授予中国文艺界最高荣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纯金奖章。
正文
一 幻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像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仆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胀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像赶鸭子似地推下统舱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章。周炳提了铺盖卷，象钻狗洞似地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顾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好、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眯眯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就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那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清静静，阴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象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象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样、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只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也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哔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烟纸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门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细那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地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
周炳说，“如果说真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许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许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陈文英说，“呶，呶，呶，你看你，又来了。说得好好地，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现在还未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钮扣，然后缓缓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见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烦闷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抢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地叫。
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皱起眉毛说：“做做好心吧，谁又犯了你了？”
周炳浅浅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见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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