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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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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闲话一句：我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
张子豪是个十分讲究实际的人，瞧着事儿没法转弯，就放软下来，赔着笑脸说：“好了，好了。我早就知道你们陈家四姊妹都是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的了，不用再重复了！”陈文英刚刚哭过，那声音有点紧，也有点发抖，说：“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不过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犯不着老没相干地往别人身上去扯！”张子豪说，“不扯吧，不扯吧，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心肠。不但不想伤害他，倒反而想保护他。我完完全全是在那里为他设想呢！”陈文英说，“你要是为他设想的话，你就让他去，随便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对了。”张子豪无法，只得说：“也好，也好。”随后又加上说：“这样吧，你留心一下，看他都有些什么朋友来往，都看些什么书，——有没有看什么马克思呀、列宁呀这些人的书，回头来仔细告诉我。”陈文英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高声回答道：“这还用你吩咐？我早就留心了。论朋友，他只有李民天一个朋友，如今李民天回了广东，他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论看书，他看的不是《水浒》就是《红楼》，没见他看第三本书。”张子豪点点头，可是又不大甘心地说：“《水浒》、《红楼》也不是教人安分守己的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事情才算又拖了下来。
自从那次和张子豪发生冲突之后，周炳就无心教书。张纪文和张纪贞两个学生也无心上学，今天肚痛、明天牙疼的，那教课的事儿就算撒开不提。周炳心中烦闷，到了极点，每天书不能看，信不能写，只是走到外面去，胡乱逛荡。他要找共产党，要找省港大罢工的时候，广州起义的时候的那些熟人，可是找来找去，哪里有半点踪影？不过他并不灰心，他咬紧牙关对自己说道：“你尽管躲着吧，我豁出来找你一辈子！”他曾经幻想自己是一个神仙，不用吃饭，不用睡觉，背上一个布口袋，上天下地只管找，要找多久就多久，那够多好！可是他又想，如果是一个神仙，那么掐指一算，就算出他们在什么地方了，还用找么？……还不止呢：如果他当真是一个神仙的话，他只要用一个指头把那些军队、警察、宪兵、侦缉一指，用定身法把他们定住了，就请苏兆征、彭湃他们出来组织工农民主政府。……不过一眨眼之间，他就觉着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又不禁哑然失笑了。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有时把一条北四川路从头到尾、从尾到头，一天走上五、六遍。有时就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去碰。从仁智里出来，打公益坊进去；从永安里出来，打求志里进去；一直走到施高塔路，又往回拐。这样走着，走着，天又黑了，肚子又饿了，他仍然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影，回到他不愿意回去的金鑫里。这阵子，他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稳，晚上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噩梦。有一天拂晓时光，他从梦中惊醒，忽然觉着有一个熟人约了他在虹口菜场会面，于是脸也不洗，穿上衣服就跑。跑到虹口菜场，在那里磨转了一个前晌，把每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东洋人、西洋人的脸孔都端详一番，结果还是什么也没遇着。瞧着、瞧着，他的红脸蛋黄瘦起来了，他的晶亮的眼睛迟滞下来了。虽然他的腰杆还挺得直直的，那高大的身躯还同样强壮有力，但是那温驯的、痴心的、迷人的笑容消失了，那脾气也渐渐地暴躁起来了。
有一天，是阳历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伟大日子。这一天，所有革命者都会出动的。周炳好象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点。吃过中饭，他和衣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一阵心血来潮，一手掀了毛毡，往楼下就跑。他先上北火车站，只见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没有苗头，他又去苏州河边邮政局一带，只见秋水荡漾，有几片枯叶在水中回旋不已，别无其他。他顺着江水望去，脚步停了下来。这时候，他才忽然发现，上海的秋天有这么的美。天空高爽晴朗，鱼鳞样的白云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地移动着，形状整齐，层次鲜明。河水黄中带绿，温驯地向东流着，时不时闪出耀眼的金光。两岸的楼房肃穆明净，树木和青草都鲜艳碧蓝，生机旺盛。小泊船和木船满载着阳光，象鹅群似地滑行着，极有风趣。周炳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着这里跟广州一样舒服，——不，好象比广州更加舒服。从前那个上海，使他感到阴沉、窒息、乌烟瘴气、杀气腾腾的那个上海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他眼前的是另外一个上海，这个上海象一个天真活泼，未经世故的乡下姑娘，不用装饰，非常可爱。他站着赏玩了一会儿，才顺着北四川路往北走，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从这个口子钻进去，从那个口子钻出来，耐心寻找。找着、找着，不知不觉过了横浜桥，走进了快到北四川路底的余庆坊。说也奇怪，这余庆坊今天竟是家家闭户，户户关门，冷冷清清，浑不见个人影儿，连个街头玩耍的小把戏也瞅不见，象是整条弄堂都搬空了的样子。
周炳在这条空弄堂里没精打采地走着，太阳从他的后面照过来，他自己的影子便依依不舍地陪着他走。他想道：“今天大概又没希望了。”跟着轻轻叹了一口气。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面一条弄堂里走出两个人来。前面走着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高高瘦瘦的，穿着破旧的西装，精神饱满，态度安详，脸上露出一点轻微的忧愁，叫人一眼看起来，就不由得生出敬佩和信任的感情。再一细看，周炳差不多脱口惊叫起来。那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找夜找，日盼夜盼，找也找不到，盼也盼不着的金端同志。金端仿佛也看出了他是周炳，也微微有点吃惊。他拿两只非常热情的眼睛把周炳瞪了一下，又用眼尾扫了一下他身后的人。周炳懂得了他眼睛这一瞪，是有许多许多的话，尽在那不言之中，意思十分明白，禁止自己在这种场合之下，跟他相认。他再一细看金端身后的人，矮矮胖胖，四十多岁，全身穿着黑衣服，脸上戴着黑眼镜，袖口往外翻，露出一圈白袖子，狗嘴贼眉，竟是一个神憎鬼厌的“包打听”。周炳用他那锐利的鹰眼把那包打听上下一打量，就看出那家伙微微抬起右手，那长袖子里面，分明藏着一枝手枪。看这神情，金端同志是遭到逮捕了，那包打听正押解着他，要把他送到苦难的深渊里面去呢。周炳一想到这一层，立刻怒气冲天，浑身出汗。他跟着那两个人走了十来步远。就在这十来步远的一瞬之间，他想起了许多的事情来。最初，他想起了去年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他们攻进了国民党的公安局，打开监仓，放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他和金端同志就在那时候会了面的景象。跟着他就想起了区桃、周金、杨承辉、李恩、何锦成、杜发、孟才、程嫂子这些英勇无敌的烈士来，——这些人正在他眼前奔跑着，吼叫着，跟敌人厮打着，要从敌人手中抢回那可敬的革命伙伴金端。想到这里，周炳也不管王法，也不顾危险，加紧了脚步，捏坚了拳头，赶上了他们。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他的酒涡在两边脸上跳动着，他全身的力量都从头发尖上往外冒着。只见他两臂一扬，那包打听早已浑身发软，动弹不得。他的左臂弯曲着，象一个铁钩似地勾住那包打听的咽喉，莫说喊叫，连出气都没份儿呢。同时，他的右臂伸到前面，那手指就象铁钳儿似地掐住那包打听的手腕，略一用力，只听得格勒一声，那手腕竟叫拗折了，趟啷一声，那手枪也就撂在地上了。三两下手脚，就把那凶神恶煞的包打听，收拾得象一坨烂泥巴似的，趴在地上。金端回转头来，使轻和周炳抱了一抱，就弯下腰去，收了那包打听的手枪。周炳见路旁有一个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上面的铁盖子打开着，那垃圾口正好容得下一个人的样子，怕那包打听一时翻苏，多生枝节，就趁四下无人，把那矮胖家伙双手举起，头朝地，脚朝天，倒栽葱似地插在那垃圾口里，叫他上、下不能，进、出不得，免生后患。一切停当，周炳就拍拍手，和金端一道，快步走出余庆坊。走到北四川路，金端问明白了周炳的住处，就指着南边，对周炳急急忙忙地说道：
“干得出色，一切改日再谈吧。你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
周炳拦住金端道：“可是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你？”
金端笑了一笑，露出神秘的样子道：“我就在这一带。我找你吧。我姓的这个金，又三个金，——金鑫里三号，我记得。”
周炳还是不放心，拽住他的衣角道：“可是，我找了你一年了，找得我好苦！你不会离开上海么？”
金端又神秘地笑了笑道：“那也难说。要是一个月不见我来，也许我又去了广东，也许我又去了北京。不过不要紧，我不来，我一定叫别人来！”
周炳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手。只见金端这边一钻，那边一拱，一下子就混在人丛中不见了，十分麻利。周炳又拍拍手，往南边走。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那样高兴，就一个人在人行道上甩着手，踢着腿，一个人在心里说话，一个人从脸上笑出来。见了英国巡捕和日本巡捕，他就抬起头，挺起胸膛，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他那魁梧的身材是那样匀称，那样有劲儿，路人都为之侧目。走过广东铺子，他买了两毛钱叉烧、卤味；走过酒铺子，他买了一瓶陈年花雕。回到金鑫里三号，幸喜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蹑着脚儿走上三楼西厢房里，关上房门，自斟自饮起来。说也奇怪，今天的叉烧、卤味，比广州那道地的“莫记”、“旺记”所做的还要好，这花雕也比“高长兴”的更香，更醇。他举起一茶杯酒，走到窗前。那天空高极了，远极了，一只雪白的海鸥在秋阳中上、下飞舞，令人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他到上海一年来，一次也没有碰见过。他举起酒杯，对那海鸥邀请道：
“来吧，金端同志。为了你的胜利，干一杯！”
说完，他仰起脑袋，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往后，约莫有十多天的时间，他都独自生活在这种又崇高、又痛快的状态里。要么就出去蹓跶，什么地方都站一站，什么东西都看一看；要么就关起房门读书，读完一大本，又一大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书籍，再贵的他也买，再厚的他也读。对于上课、教书什么的，他固然置之度外，连张子豪、陈文英，他也很少见面；就是对于广东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也没有想起，竟象忘记了的一样。原来他曾经后悔来错了上海的，现在庆幸自己好在来了上海；原来上海叫他忧愁、愤懑、烦躁、悲观的，现在上海叫他快活了；原来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现在看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成功。周炳这时的心情只有当初站在船上，望着两岸的景物缓缓后退，那期望已久的上海在远处迎接他的时候，才能相比。
但是，一天过去了，金端没有来；两天过去了，金端也没有来；三天过去了，金端还是没有来。……开头那十天半月，周炳倒还能够自开自解，慢慢地就不行了。起头，他十分埋怨金端没有信用，就喃喃自语道：“金端同志呀，你随我怎样猜想，你随我有多么大的胆量，我都不敢说，你竟是那样不顾口齿的人！难道你连一点耳性都没有的么？难道你是风吹下巴，随便开、合的么？”后来一想不对，他就自怨自艾道：“哦，不是的。是我没有资格，够不上革命！是我不够坚强，他们不愿带挈我！是我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一切设想，深深地替金端担起忧来。他害怕金端摆脱了一个包打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包打听，自己又不在他身边，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眼看着他又走上麦荣大叔那条老路，这便怎么好！于是他就垂下头，眼睛望着自己的心窝，十分虔诚地祷告起来道：“金端同志呀，愿你工作顺利，没灾没难！愿你福星高照，履险如夷！愿你精神百倍，没病没疼！你要是有灾有难，要是坐牢吃苦，要是碰到什么不测之祸，我愿意来替你！灾难我承当，坐牢我不悔，天大的祸事我全不惧怕！”想到这里，他什么都不愿意再往下想了，拿起脚就往外蹦。……自然而然地，他先到了北四川路余庆坊。只见那里的居民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那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也照样打开着铁盖子，可是那矮胖的包打听不见了，一切金端和他会面的痕迹也没有了。倒是别人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老拿怀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轻轻地顿一顿脚，又沿着北四川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穿着走，希望会碰到另外一次的奇遇。他留心旁人的脚步。一声不相干的咳嗽，都会使他惊心动魄。别人的寒暄客套，他都会停下来细听。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又留心观察左邻右里，前街后弄，只要发现一个生面人，走进金鑫里，他就迎上前去，问人家找什么人，有什么事。这样，依旧是毫无所得。初冬到了，刮着冷风，飘着白雪，连玻璃窗的一声响动，楼下街道里的一声咔嚓脚步声，他都仔细研究过了，可是他盼望的人儿，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这样的冬夜里，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嘹亮的炒白果叫卖声和油炸臭豆腐干的叫卖声都会使他烦躁起来，恨恨不已。
他失望了，他觉着上海再呆不下去了。他自己对自己命令道：
“走吧！你这混账东西！说不定……一定……他一定已经到了广东！
十 不如归去
有一天上午，天气暖和，金鑫里的弄堂口和弄堂里面，突然车水马龙，十分地热闹起来。汽车、包车，停了一大片。一个一个花团锦簇、五光十色的阔太太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进金鑫里三号张公馆，苏州话、广州话、北京话、宁波话此起彼伏，响做一堆。周围的闲人都围拢起来看热闹，过往的行人也停下脚步观看，久久不散。原来太太们到陈文英家里来聚会，是要商量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对于社会上那些因为十几二十年来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寡妇的人们，怎样进行抚恤救济的问题。太太们对这件大事都慷慨陈词，踊跃热烈，据后来的人说，甚至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其实太太们的见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战争的受难者应该博爱为怀，一视同仁，不管他们的政治分野是属于南派还是北派，是属于共和派还是帝制派，是属于国民革命派还是联省自治派，都一样。但是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死难者的家属，应该怎么看待呢？——就恰恰在这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大部分处事稳重的女慈善家都认为应该把这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不在抚恤救济之列。也有少数头脑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觉着既然同是孤儿寡妇，处境想必是同样困难，政府既然不管，她们就应该本着博爱的宗旨，加以救济，才符合基督的教义。就这样，双方都坚持已见，一下子就僵住了。本来太太们平时相处，都是融洽和睦的，一旦发生了争执，就显得极不平常，而且被认为“剧烈的争论”了。张子豪的夫人陈文英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属于少数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之一，她觉着有一种神圣的崇高的职责，驱使自己出来坚持真理。她当真坚持了。她发表言论，认为那种把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的主张是狭隘的，偏颇的，不符合于上帝的仁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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