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斗-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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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杏顿脚道：“她说不要，不赞成，不知道，就是要，赞成，知道了！——唉，你这个人真是……真是……真是呀！”
　　周炳忽然从她那莲子脸儿上找到了一股调皮劲儿，觉着上了她的当，就伸出鼓锤蕉一般的五个大手指，要抓她的短发覆盖着的脑壳。她早已知道周炳不怀好意，连碰都没让他碰着，一溜烟就跑掉了。
　　第二天是旧历大年初一，大家欢天喜地过了一个年。胡柳因为好日子已经一天比一天近了，更是喜上加喜，除了剪这、剪那，缝这、缝那之外，暗中也在清理清理，拾掇拾掇。到了第三天，年初二，震南试验农场也仿照商场的惯例，请那百儿八十个农场工人吃了一顿“开年饭”。原来广州大城的一般商店字号，都有这样一种习惯：当年伙计是留用，还是辞退，要在年初二中午吃完开年饭以后决定，宣布。这顿饭虽说也有鸡、鸭、鱼、肉，可是当伙计的都提心吊胆，食不下咽。那当老板的却神气活现，亲自让菜。这让菜，也大有文章：如果让给你一块鸡骨头，嘴里再骂你一顿，那就算恭喜，你不用发愁，是留你了；如果让给你一块鸡腿，嘴里再恭维你几句，那你吃过饭就该卷铺盖，到帐房去算帐，是辞你了。吃这顿饭，就叫做吃“无情鸡”。大革命的时候，这种随便解雇工人的陋习，已经取消。可是大革命失败以后，资本家这种权力又恢复了。当下那八、九十个农场工人，听说农场经理郭寿年要请吃“无情鸡”，都心神不定，议论纷纷。第一赤卫队的队员们因为经常闹事，自己也觉着岌岌可危。倒是没想到吃饭之后，郭经理只把众人大骂了一顿，无非姓张的如何懒散，姓王的如何牛精，此外却也没说什么，就散了席。一场虚惊，到那时候才算平安度过。马明喝了一头的酒，下到村子里，在螺冲的边上闲串着门子。他在震南村里，人缘极好。平时人家一看见这高大壮健的年轻人，就要拉他坐下倾谈。开头都管他叫“打铁仔”，往后又管他叫“军师”、“孔明”。连村中的大姑娘，象何好、胡执等辈，都半羞半喜地和他斗斗口角，开开玩笑。这天，他先上何四伯家里，随便闲聊道：“你看胡杏多可怜，连过个年也不得安生！郭标那狗日的一天上门三趟，催着要人。也不知你家那何福荫堂要横行到几时！”何四伯说，“是呀，想起小杏子，真叫人心疼！她要是落在帝王之家，你怕还不是个绝代公主？可惜她落在孱头胡源家里，怎么不多灾多难！”马明说，“老伯，你辈分高、人望重，你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别人不能不惧你几分！”何四伯说，“好。要我说话的时候，我一定挺起腰杆站出来！”马明见谈得投机，顺便就告诉他道：“四伯，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约莫一个半月以前，江西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国民党的总指挥张辉瓒抓了，割下脑袋，搁在一只小艇上，顺着水放下来。许多人都这么说：”何四伯拍掌道：“快哉！快哉！我早知道他们能打！那时候打陈炯明、打刘、杨，打吴佩孚，不是他们、谁能打？”马明接着又说：“可是蒋介石又要搞第二次送死，如今正在打呢！他又搞出一套什么紧急治罪法，象你、我这样的人，他想杀谁就杀谁！”何四伯拿脚顿地道：“畜生！可恶！可恶！”后来，马明又闲串了胡八叔、三姑、六婶、何勤、何俭以及何好、胡执许多兄弟姊妹的家里，都说了差不多一样的话。队长陶华一听，大叫使得，就趁过年歇工之便，分散人马，多找平素走得拢的，谈得来的，一家一家地串门拜年。不消几天工夫，家家谈胡杏，户户谈红军，把蒋介石严密封锁的军事失败的消息，尽量散播，闹得人人交头接耳，满村都是风雨。
　　到了初七、八日那天半前晌光景，事情就发生了。胡源正上街市，胡树、胡松照样出去串门，家中只剩下胡王氏、胡柳、胡杏母女三人。给何福荫堂管账何不周当跑腿的郭标按照向来的姿势，大甩着手，一跳一拐地走着路，带了乡公所的四名团丁来到了胡家门口，找胡源说话。胡源不在，他就对胡王氏说，何家二少爷已经出院回家，要胡杏立刻回去伺候；又说船在南渡口，已经准备好，立刻就要动身；又说不能等胡杏吃中饭，立刻就要出门；总之，他一连说了三个“立刻”，最后还大叫大嚷道：“嗨！正是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胡王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着，诉着，哀求着，毫无效果，就点起香来，不停地往天神香炉添香。郭标带领四名团丁，进了堂屋。他气势汹汹，两手插腰，站在堂屋正中。四名团丁有坐在矮凳上的，有蹲在地上的，有拿手指在泥地堂上画道道的，有拿生切烟包出来卷着的，都神情呆钝，毫无生气。胡杏躲在后房里，浑身哆嗦，不敢出来。胡柳见事情急了，就安慰妹妹几句，随后就一步跳出堂屋，对那些人说：“当家的不在，你们先出去。有事等一会儿来谈！”那些人不睬她。她生气了，瞪圆了一双水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指着破大门命令道：“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那些人听见她口出大言，不免一齐拿眼睛厉了她一下，仍然没有动弹。胡柳气极了，她穿过人堆，冲出巷外，使唤了全部的气力，大声叫嚷道：
　　“抢人哪！抢人哪！大家快来呀！大家快来呀！救命呀！
　　救命呀！”
　　左邻右里听见是胡柳的喊声，大人小孩一齐跑了出来，霎时间，胡家门口挤满了人，高高矮矮的，足有一百多。胡柳讲明情由，大家鼓噪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都谴责何福荫堂不讲道理。那四个团丁之中，多半是在乡公所捱过揍的，知道这左近的农民厉害，如今见势头不对，有的就想推卸责任道：“我们也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公事公办，不得不来。”另外的就说：“上面叫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谁知道谁对、谁不对呢！”郭标也趁风扯帡道：“是呀，是呀！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可也不关你们的事儿呀！自古道：清官难审家庭案。——你们何苦要强出头？”胡柳立刻驳斥他道：“胡说！你不讲道理，谁都能管！”郭标扭歪嘴唇说：“我怎么不讲道理？”胡柳举起菜刀，拍在砧板上，怒气冲天地说：
　　“妹妹临死，你把她送回家里的时候，你没说过‘一刀两断’么？死了的，你们不要；活了的，你们就要！这还讲什么道理？”
　　胡柳的话登时得到大家的附和，都说受欺负的人有理儿。郭标也明知理亏，就想法儿抵赖道：“这不能怪我。冤有头，债有主，寻不上我的事儿！”一个叫做三姑的妇人堵他的嘴道：“你别赖！到底一刀两断这句话儿，是人说的？是狗说的？”郭标没法，只得承认道：“话是我说的。可那有什么法儿呢？我不过传人家的话儿。人家改了口，我有什么法子？”另外一个叫做六婶的妇人钉着他骂道：“你算一个人？还算一只狗？”郭标叫逼得没地方退步，就跳起来说：“好，好。你们骂人！你们骂人！”何四伯排开众人，走到门前，对堂屋里面说：“姓郭的，既是不关你的事儿，你回去吧！——省得惹恼了众人，给你一个不好看！”胡八叔在人丛中使唤威武的嗓音吆喝道：“给我揍！揍那小兔仔子！”听胡八叔这么一挑，有十来个后生仔就磨拳擦掌，应声咤呼起来。郭标一瞧这势头不对，就把手一招，对四个团丁说“走！我们犯不着多费唇舌。我们回去给二叔公报告去！”众人嘿、嘿笑着给他们让开一条很窄、很窄的小路，这几个灰溜溜的角色就侧着身子，夹着尾巴跑了。众人慢慢地也各自散了。胡家母女三人正在透一口大气，却没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源老汉叫人用一块门板从街市上抬回来了。原来他叫几个彪形大汉打得遍体鳞伤，昏了过去三次，险些儿丧了老命。可那几个彪形大汉是谁呢？莫说胡源老汉认不得，就是街市上的雇工、伙计，也都认不得。有人说是从小帽冈的驻军那儿来的，有人说是从仙汾市的保安队那里来的，各执一词，不相上下。至于为了什么缘故，要毒打胡源老汉呢，那就更加没人知道。甚至连胡源老汉自己，也是说不清楚。据后来他自己追忆，那几条大汉好象只问了问姓名，就动手打他，根本没说理由。看见这种情形，胡王氏又只顾点起香来，往天神香炉上添。胡柳、胡杏两姊妹坐在一旁，激得都呆了，连哭也哭不出来。又幸亏何四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杯跌打药酒，叫胡源老汉喝了，才慢慢醒定过来。他一睁开眼睛，就抓住何四伯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报、应。报……应。也不知、我争了、谁的，也不知、我欠了、谁的！”
　　何四伯也把这里的情形：郭标如何带了四个团丁来要人；胡柳如何惊动了众人，据理力争；最后，众人如何激起义愤，把他们挡了回去；都大概说了一遍。胡源听着，一言不发。等何四伯走了，他才把胡王氏、胡柳、胡杏叫到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这就是，就是，报、应，报……应。不是么？咱欠他，咱欠他何、家的……是欠了……还、还、还给吧！小杏子，你……回、回、回到……他家去吧！”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胡杏觉着自己连累爸爸受了苦，就拿手捂着脸，心中十分悲切。她想道：“这是什么人世？自己活来做什么？不如硬顶着回去，看他何家能把我宰了？蒸了？煮了？还是磨成面面了？”胡王氏跟胡柳泣不成声，只是掉泪。
　　胡源又自嗟自叹地说：
　　“唉！天意呀，天意！东家——就是鬼神莫测，跟老天爷一模一样！我要什么？我想什么？我瞎张罗什么？一把米，半碗茶，——做到死，心也足了！”
　　这一天，胡家沉沉闷闷地过了一天。没有人愿意说话，也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话。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周炳听见出了事，连忙赶来探问的时候，才炸开了这种可怕的沉闷。他听完了所有的情由，就把矮方桌子一拍，使唤深沉有力的嗓音说：
　　“这些人，咱们见过！就他们有拳头，咱们没有拳头？叫我出去访一访，访出了根芽，咱们揍他！至于小杏子，不用管他们那一套！看他们还为些什么能耐！咱们人多势众，怕他们什么！”
　　听完了他这一番话，胡王氏、胡柳、胡杏一齐放声大哭起来，好象受过委屈的孩子一下子看见了亲人的一般。胡源就在堂屋正面的床铺上辗转呻吟，十分痛楚。后来，胡柳走进后房，挛在床上痛哭。周炳跟着走进去，安慰了她几句，自己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周炳就轻轻趴在胡柳身上，抱着胡柳吻了又吻，亲了又亲。他的眼泪滴在胡柳的脸上，胡柳的眼泪也沾在他的脸上。两个人抱得紧紧地，又是疼惜，又是怜爱，又是愤恨，又是悲伤，回旋冲激，辨不清是什么滋味儿。这阵子，周炳觉着他最热烈地爱着胡柳，胡柳也觉着她最热烈地爱着周炳，——两个人几乎同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再过一个星期，他俩就要结婚。想起了这件事，两人的心里同时象刀撬一样地绞痛。胡柳举起手来，一面轻轻摸周炳的前额，一面说：
　　“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怎么好办喜事？”
　　周炳也轻轻摸胡柳那长长的，向上弯的眼尾，说：
　　“对，对，你说得对。我们改期吧！”
　　胡柳问道：“改到什么时候呢？”
　　周炳想了一想，就低声说：“改到打进广州城那天吧！”
　　胡柳发誓道：“对，对。不打进广州城，我们不提那件事儿！”
　　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把他们的新春人日搞得乌烟瘴气，同时也把他们的洞房花烛捣得无影无踪。……
　　三四　大展鸿图
　　三月有一天，太阳晒得红通通的，万物都在那里争妍斗丽。研究家冼鉴领着一个服装奇特，背脊微弯，比他高出一个头的四、五十岁的人，到了芳村，经过吉祥果围，走进市头后面冼大妈所住的竹寮里。冼大妈正在挑起箩筐，准备上街，见堂侄儿来了，好不欢喜，连忙放下箩筐，又让坐，又倒茶，又问这，又问那。可是看见冼鉴后面站着的那个高大男人，她心里十分纳闷儿，不知道是什么人，该怎么称呼，该怎么招待。瞧那人的容貌：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颧骨，一排“哨牙”露出唇外，分明是个广东人的样子。可是广东人哪有穿那种衣服的呢？一件深灰布长衫，一条黑布唐装裤子，一对深口双梁布鞋，这又分明是个外江佬。他一开口，就说：“冼大嫂，你好么？你还记得我不记得呀？”听来不但是个熟人，而且是道地的香山口音。这时候，冼大妈已经记起这是个熟人了，可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冼鉴见堂婶子为难，就提醒她道：“中队长呀！咱们的中队长呀！你怎么倒忘了？”冼大妈拍着自己的天堂说：“是了，是了。你看我多不中用！麦大哥嘛！才三，四年不见嘛！”麦荣笑道：“大嫂，你大概也五十了吧？好精神！”冼大妈说：“还五十？早出头了！”麦荣叹口气道：
　　“你看你多好！白头发都没有一根。我的牙齿都动了，头发差不多掉光了！”
　　冼大妈踌躇了一下，说：“你这几年在哪里发财呀？”
　　冼鉴纠正她道：“大婶，我们不兴说发财。”
　　冼大妈逞能地说：“知道！谁不知道？周家我那些好干儿子早就对我说过了！——可是你叫我怎么说呢？说什么才好呢？”
　　麦荣又笑道：“不要紧。不是发财，也很象发财。我什么事儿都没做，整整吃了三年的‘太平粮’！不过‘发财’这两个字，我们那里不说，是忌讳的。”随后就在冼鉴旁边坐下来，把过去三年的监狱生活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说给冼大妈听。冼大妈听了，又是惋惜，又是痛恨，说：“从前坐监的尽是坏人，如今坐监的尽是你们这些人！他老蒋这样子就能保住天下？我不信！”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外表朴实无华，她的眼睛诚实无欺，表示她不是随意应酬，而是真正的不信。正谈论着，古滔和章虾领头，洪伟和黄群随后，一对、一对地走了进来。看样子，这几年来，他们跟麦荣分手以后，今天也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使劲地握着手，好象彼此永远不会放开。古滔和洪伟抱着麦荣，差不多把他抬了起来。同时几个人嘴里叫着，嚷着，笑着，闹着，也听不清谁跟谁说了些什么话。乱了一阵子，大家才静下来，找一些矮凳、竹椅、木桩、砖块一一坐好，听麦荣继续往下说。一直到半前晌，麦荣才把个大概讲完了，最后结束道：“你们看他们是帝国主义、不是帝国主义？我什么也没有讲出来，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不在乎。他们一没有供词，二没有凭据，三没有证人，却一样可以判我三年！”大家又愤愤不平地把帝国主义者骂了一顿，才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古滔平素老实，这时却抢先开口道：
　　“冼大妈，刚才你光顾得生气，却忘了招呼你的新外甥女婿了。”
　　说完，拿手把洪伟一指，洪伟的脸马上红了一块。原来洪伟最近和黄群结了婚，还没告诉冼大妈呢。冼大妈正在愕然，黄群就指着古滔强辩道：
　　“别听他的，表舅母。他和虾姐结了婚是真！”
　　大家乐了一阵子。冼大妈更加愕然，听不明白。原来古滔和章虾最近也结了婚，她自然更无法知道。后来，她弄清楚了他们四个果然是两对新婚夫妇，就合起掌来，笑得闭不拢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