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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星期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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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做些什么。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
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
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
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
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艺的波斯集市了。
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
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
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①。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我心里在想，这屋里凡是能坐的地方我都坐过了。
“米奇，”莫里扶正了一下眼镜，若有所思地说。“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也许我们该叫你回来读研究生。”
好啊，我说。
我暗暗在发笑，但这个建议一时倒也挺有诱惑力的。我既怕离开学校，又急着想离开它。反向力。我望着在看论文的莫里，心里忖度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注释：
①论文通过后可获得荣誉学位。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①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
注释：
①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教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自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于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问，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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