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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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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和慈祥的神秘动物，与那些被贫民阶层视为神圣的真实动物——鲸、海豚、熊猫、考拉熊——很相似。而在有知识的贫民阶层看来，独角兽可能与性有一种模糊的关联——隐约让人想到处女或独角生殖器崇拜意味。等等。不论独角兽在贫民阶层中风靡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动机恰好例证了文学批评家们一度使用的诽谤之辞：伪指涉。这个动机似乎不详地指涉了某种比这种指涉本身更加具体的东西。我的面前是一幅自命不凡的贫民阶层绘画作品，乍看似乎大有深意：一只独角兽正完整地从一个蛋壳中破壳而出，背景是一道彩虹，和一片“黄道带”繁星闪烁的天空。而这一动物，他（她？）自己也浑身缀满星星。含意？恐怕毫无实际含意，但看起来似乎有一种贫民阶层的自满，这种自满纵容了对奇特的预示和暖昧的躲闪的双重欲望。
【个人化饰物】
贫民阶层与中产阶层都乐于为自己构思名字，并从中汲取信心。这似乎暗示，用名字来表达自己，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不像这个社会一样变化不定，随时可以更换。所以，这两个阶层的人们都热衷于让自己的邮购目录“个人化”。这种需要常见于那些用同样的方式获取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信心的小孩子们身上。“这是我的鞋袋”，“这是我的杯子和碟于，”等等。因此，通过中产阶级商品目录，你可以订购到“他”和“她”的腕表。“他”的腕表上写有“约翰”，“她”的则是“玛丽”。由于这一特色，每当你抬腕看时间时，都会感到一种欢悦，这感觉每天重复无数次：一瞥之间就能目睹自己的名字——这真让人欣慰，你终于成为了一个人物。不难辨别，与那些用涂鸦污染地铁车厢并且不忘写上自己姓名和地址的赤贫阶层“艺术家”兼不法分子的做法相比，二者的动机相差不远。至于那些消费着臭名昭着的、大批生产的商品的人们的精神困境，我们也可以从贫民和中产阶级的这种需要中发现端倪——他们需要通过商品目录购买一种贴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型仿铜牌匾，上面镌着：
根据（某人的名字）的要求制造瓦尔特·惠特曼一定理解这个小牌子的全部意义。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对“全体”的津津乐道已经威胁到了“自我”的概念。
通过目录购买的商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进行个人化加工处理。你可以买到个人化的、标有三个姓名首写字母的鲁希特餐巾环；你为壁炉添置的帆布原木提袋上会印有你的“签名式”（“我家专用”，跟着是醒目的藏青色姓名首写字母）；你可以买到用来盛口香糖的仿金金属盒。上面刻着你的姓名首写字母，以及“盛在一个刻字的。金色调的金属盒内的口香糖会更有风趣。”某类目录为一种汽车前座座垫作广告，说明不但你的全名会用三英寸高的字体书写，而且还会用引号标注——正与贫民阶层的用法巧合。或者，这样一块摆设在壁炉前的防火地毯怎么样：藏青色，在七颗隔开的星星下方，一只金鹰的上方，哥特式字体描绘出你的姓氏，“联邦”风格？这样的风格当然会有助于澄清来访者头脑中的悬疑：我究竟走迸了谁家的客厅？
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种反复强调自我的作法中引人怜悯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自家客厅的时钟前方放一张“自己的”黄铜、青铜或玻璃名片，或者在办公桌上摆设一张小巧精致的标有“自己”姓名的牌子，这种需要当中确实有些让人心动的东西。就事实本身来说，桌前的姓名牌是惹人哀怜的。只有汽车销售商、军官、还有其他一些对自己的地位满腹狐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有无资格拥有一张办公桌的人们，才会心仪这种摆设。也不妨考虑一下那种对“个人专用藏书章”的需要吧。在每本属于你的书上印下你的名字和首写字母。书的主人是谁当然毋庸置疑。它标明的是，“某某的图书馆”。自然，拥有一家“图书馆”满足了某种精神需要。这就像拥有一间“酒窖”或一一套房屋固定装置（炉子。水槽、水管）所暗示的一样。正因为这个原因，你才可能邮购到标有“某某府第家酒”字样的卡拉夫酒瓶（字体力法文，空格供填写“您的姓氏”）。或者是“为两个人准备的”酒具，除了个人专用饮料瓶外，另附两只分别铭刻夫妇二人名字的酒杯。如果不时总有什么在悄声告诫你，随时展示你的姓名不见得是真正有等级的作法，你仍然可以一意孤行，只需稍敛锋芒。这正像中上阶层人士的做法，他们把姓名首写字母刻在旅行车车门上，或让它们隐现在游艇的信号旗上。你可以订购一种图但卡蒙风格的银质涡卷饰，姓名字母已经拼写出来了，但却是“象形文字”——适于佩戴在项链上：“让它使你更有生气，因为它可能暗示一位埃及君王。”把饰板摆设在厨房里充当抚慰剂的家庭主妇们，则可以投资一种石质馅饼托盘，上面写着“凯伦的手工馅饼”（任何名字都可以）。有人可能要流泪了。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想知道中产阶级认为孩子取什么名字才显得有地位，只消观察一下孩子们铅笔上印的名字，你的知识就会大有长进，它们让你想起英国“浪漫派”文学里的旋律。女孩儿们可以叫丝苔西或金菠莉；男孩儿们则可以叫布莱恩。杰森或马修。《权威预科生手册》通常极少出错，但也有暇疵。它竟然建议，无论你用任何方式处理姓名首写字母和签名式都是有等级的作法（也许本意其实是讽刺，不过我可不这样认为）。无论哪个等级的人们展示签名式，其人自身的重要性多少就开始像暗纹一样有待用心辨别，而他想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需要倒是凸显无疑。其实，如果你确实是位中上阶级人士，你的签名式只应该出现在支票簿上！（无法辨认的）亲笔签名下方使用的是打印体。
如果对美国人来说，个人专用化并非绝对必不可少，通过商品目录购物则似乎拥有这一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商品，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购买这类商品的方式来实践有关选择的幻梦。根据商品目录邮购货物释放了有关权力的幻梦，你元须冒险与那些可能会质疑你的权力的人碰面。邮购不需要的物品这一举动，隐秘地重新实践了范伯伦所谓的“明显是为了挥霍和出于敬意的消费，却带来精神上的收益。”在特定的情绪中，当我们们心自问自己想做什么和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仿效“朝圣者比利”（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的母亲。“跟大多的美国人一样”，库尔特·冯尼格特说，“她一直在尝试建立一种生活，那就是，为她在礼品店找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现意义”。
第六篇 智力生活
【大学】
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
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就是为的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那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么说，被授予社会地位这件事，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
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即便是不那么知名的学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波特休伦市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米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
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实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确数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称他们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竞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怀特·华莱士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务。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致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四十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以外，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B·费斯克1982年所着的《1982－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书时的数字。据统计，目前美国共有可授予学位的大学三千余所。译者注），就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了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划分“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但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级的三星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贝尔罗伊学院，伯都因学院、衣阿华大学、文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美食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好级别相似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美食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水平餐食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一些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塞维埃尔大学（Xavier）、图斯基奇大学（Tuskegee）、坦普大学（Temple）、塞顿·哈尔大学（Seton Hall）、圣路易斯大学、罗得岛大学，以及俄亥俄韦斯莱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其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Tulsa），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发现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里：内华达，南北达科它（这两个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斯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也同样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哪怕是中肯的评价，也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的、有眼无珠的、假充内行的、维护东岸即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呆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和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H·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eity）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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