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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座工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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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对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倪德葵独自一人吸着香烟，等待着合资谈判的最终消息。如果一切顺利，三天之内本市的大小报纸都将不遗余力报道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与外方签订合资协议的消息。又一座著名亏损企业走出困境。这必将成为倪德葵仕途之中的一个重要政绩。前途不可限量，倪德葵的目标是三年之内坐上这座城市常务副市长的交椅。
会谈开始便呈现短兵相接的局面，双方的分歧摆在桌上，那就是外方所引进的主要生产设备只能达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缺乏严格有效的防尘能力。江有礼提出，工人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一般不出十年即出现一期甚至二期石棉肺患者。
李泉补充说道：“有六道工序的十四处机械扬尘点的防护设备空白，并没有在引进设备一览表之中反映出来。”
托马斯·刘的脸色非常难看。中方企业提出的问题，似乎令这位投资商感到意外，他低声朝金丽琴嘟哝着，连连摇头。英语很好的李泉听懂了，小声告诉江有礼：“托马斯·刘先生正在抱怨金女士，为什么介绍这样一个喜欢挑剔的中国企业厂长……”
金丽琴的表情显出几分尴尬。
江有礼竟然逮理不让人：“请托马斯·刘先生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托马斯·刘显然是在克制着情绪，低声对金丽琴说了几句。
金丽琴翻译道：“托马斯·刘先生说，关于有六道工序共计十四处机械扬尘点的防护设备，属于遗漏，三天之内将提供给中方一份补充文件。至于主要生产设备只能达到八十年代初期水平，托马斯·刘先生认为这是无理要求，他在越南投资建厂使用的就是这种水平的设备，照样生产出合格的石棉制品……”
江有礼冷笑了：“那是在越南，这是在中国。这根本就不能成为托马斯·刘先生的理由。作为合资的中方，依照我国的有关工业法规我们有权提出合理要求，外方也有义务保障中方从业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身心健康……”
托马斯·刘一拍桌子：“我不知道什么是石棉肺！我只对生产出来的石棉制品感兴趣！”
托马斯·刘终于露了马脚——他的华语其实已经达到会话水平。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伪装，以使自己在交谈之中处于主动位置。
江有礼也“啪”地一拍桌子：“那就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石棉肺！”说罢，他脱下黑色风衣，露出右臂上佩戴的黑纱。会议室里的中外双方人员，都呆呆看着江有礼。
“托马斯·刘先生，我知道你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祖先也是中国人。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三期石棉肺患者，今天凌晨去世了。以前我们这座城市里也有一座石棉制品厂，后来关闭了。我父亲就是那座石棉制品厂里的老工人。那座工厂虽然关闭了，但遗留下一百六十二名职业病患者，如今只有三十六人痛苦地活在人间。他们根本就喘不上气来这种悲剧，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法制、思想僵化、科技落后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今天，绝不能允许这种悲剧重演！你不知道有石棉肺这种职业病！那你到越南的石棉厂里去干上一个月吧！嘿嘿，托马斯·刘还有林志贤诸位先生你们都听着，不要以为中国很穷，就拿中国工人的人命不当回事儿。只要我当这个厂长，你们就必须依法与我们合资，否则，你们还是到越南去吧！我的话你听懂了吗托马斯·刘先生？”
托马斯·刘当然听懂了。他呼地站起身来，率领他的工作班底大步走出会议室，扬长而去。金丽琴近乎绝望地看着江有礼，低声说道：“江先生好意外啊我是一心一意要帮你搞好合资的。事情成了这个样子，我好难过啊！”
江有礼说道：“对不起。作为中国的厂长，我必须这样做……”
倪德葵是在托马斯·刘扬长而去之后的十分钟才跑进会议室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坐在屋里操着“大哥大”与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通话，为自己步步登高的仕途铺平道路。然而他万万不曾想到会议室里风云突变。
他大声朝着江有礼吼道：“你气跑了外商，造成恶劣后果，是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
江有礼笑了笑：“倪德葵，你还记得自己是哪国人吗？”
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当天晚上，江有礼给金丽琴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向这位好心的女士表示歉意。电话里的金丽琴抽泣起来，令人心碎。她并不抱怨江有礼在谈判桌上的勇武，相反还对他的做法表示理解。她说目前中国很穷。大家为了摆脱贫穷有时往往不计后果甚至不顾尊严，但江有礼却不是这样的人。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国人身上的表现。最后，金丽琴意味深长地说：“非常想与您同台唱一出戏……”
江有礼说：“莫说唱一出，唱十出唱百出，都成！”
金丽琴嘤嘤哭了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然就爱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大陆男子。
关于撤销江有礼厂长职务的消息是第三天传到厂里的。撤销厂长职务的理由非常巧妙：“江有礼系职工投票产生的临时厂长，并未通过全厂职代会表决，因此不具备合法资格。经大中华玻璃纤维厂职代会紧急会议表决，认为江有礼根本不具备担任厂长的各种条件，因此撤销临时厂长职务。”
谢声远被倪德葵从医院里请了出来，担任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代理厂长。他给谢声远下达的主要任务就是组成一个干练的工作班子，挽回江有礼造成的恶劣影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托马斯·刘先生重新请回到谈判桌前来。
倪德葵说：“老谢，只要你告诉托马斯·刘，咱们为了给他出气已经把江有礼的厂长职务给撤啦他肯定就消火降温，立即跟咱们继续进行合资谈判。”
撤职之后的江有礼终于有了休闲的时间。他一连睡了两天，醒来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他走出家门，来到工厂的家属宿舍楼前。
竟然有人在这里养了一群鸡。这时候，空气突然沉闷起来。工人们陆陆续续从家里走出，不声不响望着江有礼。
江有礼不知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就默默站着。
一个中年女工突然大声说：“江有礼，大伙刚要端上一个好饭碗，你又把它给砸啦！我们又都没有指望啦……”
一个退休的老头儿走上前来：“有礼啊，你是个好心眼儿人，我们都知道。可是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咱们眼下的难处不是想法子不得病，而是想法子让大伙都有活儿干，能挣上全月工资！我看这件事儿，你办得鲁莽啦！兴许还能挽回来吧！你赶紧想办法找那个外商，给大伙儿挽回来吧……”
江有礼愣愣看着面前这位退休的老工人，之后他又想起自己死去的父亲。
他转身朝回走去。路过一个小酒铺，一群青年工人正聚在里边喝酒，大声咒骂着。
“江有礼这个大傻×硬是把前来投资的老外给骂跑啦……”
“他逞哪家子英雄，这就叫穷横！”
“什么石棉肺，合资之后每月工资最少八九百吧？管他娘的什么职业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一切都令江有礼始料不及。他默默回到家里。妻子当头也数落着他。
“全中国十二亿人，就你一个英雄！听说党内还要给你处分呢。”
江有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谢声远就匆匆来到江有礼的家里。这位因欢呼合资而喝得胃穿孔的党务工作者，站在江有礼面前，连连摇头。
“小江我告诉你吧，人世间无奇不有。我去找那位托马斯·刘先生，谋求继续合资，重新开始谈判。并且呢我也告诉他，江有礼被撤职啦。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表示非常遗憾。”
江有礼打断他的絮叨：“你把结果告诉我就行。”
“结果呀托马斯·刘说要想继续合资，就必须是江有礼当厂长，不是江有礼当厂长，他就放弃合资谈判。”
江有礼觉得很新颖：“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谢声远说：“不知道。我猜他一定是想在原地将你打败呗。关键问题是倪德葵不可能让你官复原职。即使让你官复原职，你也不会接受啊。”
江有礼点了点头：“你无论是对倪德葵还是对我，都非常了解啊。”
天气一下子就冷了。
走在路上还是能够听到背后的议论，说江有礼葬送了全厂职工的大好机遇。一天，他给金丽琴打了个电话，约定了一起吊嗓子的时间。然后他打开柜子找出猎枪，骑上摩托车到滨海地带的芦苇荡里去打野鸭子。
芦苇荡里他意外地遇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廖得宽。廖得宽举着猎枪告诉他说，托马斯·刘等了十几天，仍然不见江有礼官复原职，觉得没了对手，就到越南去了。
江有礼笑了笑。
廖得宽又问他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二届全国京剧票友大奖赛。
江有礼又笑了笑，不说话。
廖得宽见他笑而不答，又说：“我还是想把大中华玻璃纤维厂那片地皮给开发了，建成万柳村别墅小区。这真是最后一座工厂啊。”
江有礼朝着芦苇荡深处走去。远天干干净净的，一只野鸭子也没有。他突然想唱几句，就站住了。
曹孟德领人马八十三万，擅敢夺东吴郡吞并江南。
周都督虽年少颇具肝胆，命山人借东风暗地成全……
正是言派老生的拿手好戏——《卧龙吊孝》。
他转过身去，大声对廖得宽喊道：“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要聘托马斯·刘当厂长，我非要看一看他究竟怎样管理企业！”
1997年4月12日写于七级堂
原载《当代》1997年第4期
“失败”的启示
封秋昌
读完肖克凡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最后一座工厂》，我想到了谈歌的《大厂》。同样是写大中型企业的困境和为走出困境的挣扎，但《最后一座工厂》与《大厂》等同类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在《大厂》中，厂长吕建国在疲于应付的挣扎中，终于迎来了“转机”；而《最后一座工厂》中的新任厂长江有礼则被免职，他的生产自救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大中华玻璃纤维厂已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在《大厂》中，作家对置身困境中的吕建国们的苦衷和某些委曲求全，在感情层面上给予了更多的同情、理解、体谅；肖克凡则更多了一些理性的剖示，因而在对厂长江有礼、党委书记谢声远的描写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并且在肯定中有所否定，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其中涉及到了人物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偶然与必然、现实的生存需要与保持国格、人格尊严的深层次矛盾。这些令人头痛的两难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江有礼无法回避的。江有礼上任后抓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组装助力车以开展生产自救；第二件事是与外商托马斯·刘合资将大中华玻璃纤维厂改建为石棉厂。结果表明，他们为此而做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拥有70年历史的大中华玻璃纤维厂依然未能摆脱“自生自灭”或被兼并的命运。因此，这座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失去了存活能力的老企业，就成了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座工厂”。
这部中篇所写的，就是江有礼的这两次失败的前因后果。
表面看，似乎江有礼的这两次失败都带有偶然性。因为不论是组装助力车还是与外商合资建厂，都是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才使眼看到嘴的肥肉化为了泡影。其实，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要说江有礼和谢声远，为了使厂子摆脱困境，真可谓达到了竭尽全力、公而忘私的地步。他们的所做所为，其出发点就是为了让闲置的机器重新转起来，让失去了劳动权利的工人们重新回到自己劳动的岗位上以便有生活的保障。尤其是谢声远，原是总公司的干部，老伴和女儿都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一份可观的收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他完全可以不当这个令人头痛的党委书记。但这个工人出身的谢声远，就因为不忍心让这座拥有70年历史的老企业“渐渐死去”，才愿意与江有礼一道来“奋力一拼”的。
其情可鉴，也着实令人感佩。但是，若想把良好的主观动机与相应的实际效果统一起来，还得看他们是怎样“奋力一拼”的。江有礼认为，如今当厂长全凭“小聪明”而不需要“大智慧”。他说小聪明的特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放空枪”。因此，江有礼心中的格言是：“天冷，加衣服；天热，多喝水；野鸭子飞起来，才开枪。”说白了，这样的经营方略，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火烧眉毛顾眼前而已。其实，谢声远深知大中华玻璃纤维厂的出路只能是“彻底转产”，但他就是不想或没能力在“彻底”上做文章，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借助现有条件小打小闹现得利。
这就是他们对刘宝盈、陈遇的劝告与提醒充耳不闻，一心要组装助力车的心理动因。结果又怎样呢当他们费尽周折拉回价值20万元的零部件时，交管局禁止助力车在本市销售的决定已公开见报，致使他们不得不以16万元折价转让，白白赔了4万元。试想，治标不治本的经营思路，加上只有“生产意识”和市场、信息意识的淡薄，又怎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而如愿以偿呢其失败是必然的。
至于第二次合资谈判的破裂，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谈判的破裂，既是失败，也是胜利。说失败，合资建厂的愿望毕竟未能实现；说胜利，是因为江有礼在关键时刻能够坚持原则，从工人的身心健康出发，没有屈就对方而签约，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尊严，没有因为一个“穷”字而丧失国格、人格，表现出了一位中国厂长应有的骨气与风范。
谈判的焦点是关于除尘设备。生产石棉制品利润可观，但若无高效防护措施，散发出的“石棉尘”对人体有极大危害，工人大量吸进之后就会患上无法医治的职业病“石棉肺”。因此发达国家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就把石棉制品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产。这位托马斯·刘将陈旧的设备伪装成90年代的先进设备，防护措施多处漏缺，露出马脚之后，说他在越南就是用这样的设备生产的。面对托马斯·刘的蛮横无理，江有礼正告他说：“不要以为中国很穷，就拿中国工人的命不当回事儿。只要我当这个厂长，你们就必须依法与我们合资，否则，你们还是到越南去吧”就这样，谈判以托马斯·刘的拂袖而去宣告破裂。
江有礼这样做有什么错吗我以为没有。可是，他被免职了，总公司经理倪德葵加给他的罪名是“气跑了外商”；工人们骂他“大傻×”、“逞英雄”、要“穷横”。是耶，非也可以暂切不论。然而，我们从中却分明看到了像倪德葵这样的领导，为了显示“政绩”以谋求高位，在引进外资上可以只要“数字”而全然不考虑后果；从工人们的骂声中流露出来的“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社会心态，又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它会不会给托马斯·刘之类的不法外商再一次提供可乘之机呢作家的忧患意识和作品的警示意义于此可见。
反观江有礼，在谈判的关键时刻虽有难能可贵的表现，但他毕竟看错了合作对象，致使他与托马斯·刘的合作是没有合作基础的“合作”；那么，谈判也就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谈判。而这样的合作与谈判，是注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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