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少帅-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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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但是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而且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大清的**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朝廷当时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从此就产生了军训处。

　　　　当时的他就是到属于他的机会来了，为了能够上位，他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来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

　　　　想到这里他就走到了自己的书房，拿出了那份他曾经些给李鸿藻的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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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

　　　　通过他的努力，他慢慢的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而且在甲午战争中，他也曾多次向李鸿藻写过报告战事的信札，后来李鸿藻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他哥哥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计划中的事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通过自己家里的情况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而各种教导然他知道了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当时他最崇拜的就是有湘军曾国藩和有淮军李鸿章，他们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他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而他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想让这个国家更加的强大一些，他不想在看到那些轻蔑的字眼，他要拥有世上最大的权利，好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被权利真正得给迷昏了头。

　　　　为了得到军队，他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钻营，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感动说出了，说“此人不滑，可任也”

　　　　同时，他也极力巴结荣禄。因为荣禄是老佛爷的亲信，他知道老佛爷代表着什么，在大清国来说，老佛爷就是天，而这个荣禄就是天上的白云，他必须要去巴结。其实荣禄上位的原因很简单，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后来，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他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他的“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真正正视他，更加看重他，认作特等人，大力提携，收为己用。其实别人不知道为什么荣禄会看上他但是他却知道，因为他给荣禄的东西，是荣禄最想要的。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自己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他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

　　　　为了练兵他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当时他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到达小站后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在小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他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年初，他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他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他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从这四所学堂中，他培养出一批军官。

　　　　小站练兵的时候，是他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手中的人训练成彪悍的部队了，当时以为凭借着手中的军队，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但是事实告诉他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奢望。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朝廷的重视，也为列强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整个国家唯一能够进行战斗的军队，所以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他还记得当时英帝国主义分贝思福到达小站，贝思福是由英国商业协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不过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人也有问题。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情，当时自己还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自己也赞誉备至，说自己“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当初年少轻狂的自己竟然相信了他的话，想不到紧接着就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方竟然将他的军队情报窃取了。

　　　　从此以后他就知道了这些列强是不想让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国家就是一块肉，是一块谁都能够咬一口的肥肉。

　　　　不过最令他感到羞愧的并不是这个，毕竟他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另一件事情却真正的让他知道了政治的严酷性。

　　　　当时正是百日维新，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他都做了回答。当天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其实他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为难，最后他还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倾向于变法的，毕竟他想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但是天不随人愿。

　　　　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他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并急电他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自己当时已经被荣禄逼迫的无法回身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自己这是背叛，但是自己何尝又不是自保呢。不过这也让他对光绪皇帝充满了愧疚。

　　　　想到光绪皇帝，自己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当初他可是十分的信任自己，但是他却知道即使自己支持了光绪皇帝，到了最后他也斗不过慈禧这个老太婆，而他也是被迫不和他们联合在一起。

　　　　想到当初光绪皇帝对自己深切盼望的目光，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都说老了容易回忆当初，他现在是感觉到了人生暮年，失败是沉重的，当初光绪皇帝应该比现在的他还要难受吧，毕竟当初他可是先答应了光绪皇帝的，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自己不管得罪荣禄，将光绪皇帝给害了。

　　　　不过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一个错误，毕竟当时自己想的是自保，而从那以后也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

　　　　他一直坚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他一直在小站，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有前途，但是命运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机会很快就来了。１８９９年夏天出事了，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他又有盲目排外思想。他既不能镇压这些人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可笑这哪里是能够随便变成团练的呀，在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快速的扑灭这个火种，将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他不这样做，最后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百姓参加，他记得仅仅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就有拳厂多达八百处。不过这也给了他机会。

　　　　对山东的局势，他早已已经开始关心了，而且他还想方设法搭上了美国公使的路。１８９９年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毕竟如果义和团在这样闹下去，这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恢复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将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告诉了徐世昌，他知道徐世昌一定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自己想要告诉的人，对毓贤的作法他表示“不胜愤闷”。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毕竟这个时候如果和洋人闹翻了对于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年底的时候终于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的事件，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国家将面对更大的压力，而他则是很快就被放弃。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