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少帅-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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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元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人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féi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jiān。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当陆裕光第一遍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不相信，毕竟按照袁家的情况应该不会hún的这么惨，但是当陆裕光差了很多资料之后才知道，袁世凯死后不仅是北洋垮了，就连袁家也垮了，可以说袁世凯一世枭雄，但是并没有像张作霖这样的人一样事先将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或者说他将北洋的利益放在了自己利益至上，但正式他的北洋让他彻底的失败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于陆裕光来说是一个借鉴。

　　　　陆裕光现在不见袁克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让人将这个消息给放出去，从而让湖北的段祺瑞和袁世凯的裂痕越来越大，可以说现在王士珍退隐的情况下，段祺瑞就是北洋的二号人物，在袁世凯死后能够维持北洋表面上平静的人只能够是段祺瑞，这也是为什么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能够和黎元洪相斗的原因。

　　　　“刘桂贤”突然陆裕光好像想到什么事情一样，大声的喊道。然后车子就停了。

　　　　“到”从后面跑过来一名身穿新军军服，肩扛五颗豆的人跑了过来，这个人大约有三十多岁，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属于陆裕光手下的中间派，也是军官俱乐部的中间派。

　　　　“你马上率领你们团的部队，准备好干粮和军火，连夜进入陕西，想办法突袭西安，推举张云山当陕西都督，给北洋闹出一些动静来，这样也算是给他们一个警示，我这里有张云山前一段时间写来的一封信，你到那里通知他你是西南派出来的。”陆裕光吩咐道，他突然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关中枪声》而这个原型则是张云山，所以陆裕光这个时候才想到了控制陕西最好的办法，其实他一直对陕西虎视眈眈，毕竟陕西有着西南缺少的石油资源的，但是陆裕光知道现在自己不可能派兵将那里全部占领，至少自己没有这么多的兵力，但是陆裕光刚才想到了张云山才想起了陕西有一个张云山的人曾经给自己写过信，想要加入复兴党，自己当时没有在意，但是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现在袁世凯的部队正在剿灭白朗，而陆裕光的部队如果趁虚而入，扶持张云山为西南的代理，那么陕西这块地盘还不是自己的手中之物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刘桂贤就走了，自从陆裕光打完讨张战争之后，陆裕光就开始将自己身边的副官给取消了，而是让一些驻地部队的旅团长在自己身边，如果有事情自己可以直接下达命令。

　　　　“你怎么坐着汽车也能够想到出兵的事情，真是服了你。”唐若云抱怨道，不过陆裕光只能够苦笑，然后他开始慢慢思考起张云山的信息，对于这个人的信息，完全是陆裕光对前世看那个电视剧的兴趣而注意的。

　　　　张云山字凤岗。陕西长安人。父母早逝，两兄长外出谋生，他寄居族人家中。稍长帮人劳动糊口。光绪二十一年陕甘总督兼新疆巡抚陶模为镇压西宁回民起义在陕西募兵，张入伍随军转战甘肃、青海、新疆，积功升任都司。后退伍在兰州组织戏班，因遭当局缉捕而逃亡伊犁，联络当地头人反清，因未达目的再返兰州。

　　　　光绪二十六年唐常才在南方举义反清，张在西北起兵响应，因唐军失贩而未能如愿，只身返回长安，入巡防队当兵，经友人推荐入武备学堂当号兵、号目。三十年再入陕西常备军，次年任常备军司号长；宣统元年chūn陕西新军正式组成，张任协司司号官。张早年在陶模军中就加入了哥老会。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宣统二年初开“通统山”堂时，即吸收了1000多名哥弟，绝大多数是新军中的士兵。这时，陕西新军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已由4人增为29人，其中钱鼎、张宝麟具有同盟会与哥老会双重身份。张等哥老会头目积极与钱鼎、张宝麟等人交往，促进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初步联合。又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各营队哥老会头目都表示愿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并愿意“跟着党人干”。从而促成了同盟会、哥老会双方于宣统二年六月初三在西安大雁塔“歃血为盟，共图大举”。

　　　　后来当陆裕光在广西起义并且占领贵州、重庆的消息传到西安之后，他们才开始真的出兵进行**，最后由于得到了来自重庆方面的支持，所以他们才开始真正的**成功，就这样作为陕西头目的张云山和重庆的马济搭上了关系。

　　　　不过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来，张云山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好了，他在当地受到了排挤，而且袁世凯还派了陆建章去占领他的地盘，所以他才会向西南求助的，在他看来投靠西南，也比被迫投靠北洋好。



………【第二十八章同袁克定的谈判】………

　　　　第二十八章同袁克定的谈判

　　　　将陕西的问题解决之后，陆裕光才算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毕竟对于他来说缺少石油是他的一块心病，而且他现在出兵越来越不合适了，所以现在只能够依靠这种代理的方式了，西南的工业发展已经快要达到一个瓶颈了，现在西南生产的产品已经开始占据一部分的南方市场了，不过由于现在西南和北洋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北方西南生产的产品并没有多少市场份额。

　　　　现在大量充斥在中国的生活用品大多是日本和英美的以及西南的，而军用品则是德国和日本以及西南的，不过由于北方势力对西南的防范，所以西南的货物在北方的交易并不好，而且各地课税太严重，陆裕光想要通过这次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北方虽然有一些工厂了，但是他们这些工厂大多数还是轻工业，而且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那一种，和日本德国那种有着国家补贴的工厂来比，北方的工业竞争力很弱，当然在辛亥**之后，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政fǔ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东西。

　　　　在南京临时政fǔ存在的三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这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创办实业的时运到了，于是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竞相提倡实业，挽回利权。一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几十个团体。1912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商学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经济协会。此外，还有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海外华侨在上海也组织了同仁民生实业会，外洋华侨会员达二十余万人。①他们认为“破坏告成，建设伊始”，应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事业。鉴于中国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稀少的情况，他们又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为了扭转不务实业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投资实业的兴趣，还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工商部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业协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一百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①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并要求政fǔ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法律，修改税则等。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提出：要扩充纺织工业，设立母机厂，制造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各项母机②，并提出资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学成回来当技师等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这次会议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今年3月，全国商业协会联合会于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二个省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各地代表提出的议案多达28项，122条款，内容涉及到商业协会法、税则、公司、矿务、盐业、贸易等各方面。当时人们称赞此次会议“俨然一地方议会”③，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北洋政fǔ农商部成立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实业计划。④农商总长张謇在前清即提出了著名的“棉铁主义”的主张，认为发展棉铁两种工业有利于减少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他指出：“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巵，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⑤他又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发展工业也必须要有重点。若没有重点，则力量分散。“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①为了实现“棉铁主义”，他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分三个时期进行，即：（一）法律时期，（二）技术时期，（三）经济时期；认为法律时期很重要，没有法律就不能保护工商业者正当的权益，企业就不能发达。他指出：法律的作用“以积极言，则有yòu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过去经营企业之所以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②所以在他就任农商总长后第一个计划就是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fǔ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北洋政fǔ农商部参事厅所编纂的《农商法规》统计，1912—今年间所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八十六项之多。内容包括了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无论从内容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清政fǔ时代不可比拟的。

　　　　但是陆裕光知道这些都是现在国际局势所造成的，现在的情况是欧洲等国在全世界的矛盾日益增大，而美国由于和欧洲的关系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们现在对于民族工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毕竟这对于民族工业的压力变小，但是陆裕光知道真正能够作为整个中国工业发展基础的只能够是西南工业，因为现在的西南工业已经成型了，不仅仅是工业区成型，更是不断补充上来的人才已经能够保证西南工业的正常运行。

　　　　现在陆裕光最想做到的就是能够让西南的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当然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和袁克定来商谈了，因为只有北洋同意了，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西南的货物了，毕竟谁也不敢冒着惹恼西南的风险来阻挡西南货物的进驻。

　　　　“来人，马上去请张静先生来。”陆裕光吩咐道，张静江现在可以说是陆裕光的御用商人，最早的时候张静江是孙中山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孙中山的资助者。

　　　　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yù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奇人”。自此以后，每遇**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的义举十分感jī，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而且还资助**者创办**报刊，宣传**思想，1906年6月创办《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无政fǔ主义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赞助**，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报刊，大力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