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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的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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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见远方，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去求学时候我们只恨自己不能轻如鸿毛。列车向着信阳驶去，过了这站就不再是河南，它朝着云贵川的高原，这即将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和第一次见山的远足。父亲此刻肯定花一块钱坐车到了郑汴路汽车站，他又坚持坐了两站到了郑州城边，他在城郊的公路上和那些他以前的工友、民工们一起，和司机讨价后搭上了回家的汽车。他一路的花费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块钱。而他给我买的火车上的饮食已足够他回家三次，这花了他两天工的饮食在火车的餐盘里，经过桂林时候消失了一半，抵达昆明时消失了四分之三。
我们在豫东平原里第一次的心慌，在即将分别的时刻。一个人的离乡首先要记住他家乡的景物。我的印象里有两个枝桠膨胀的树头，一个是梧桐，一个是刺槐。我在月光下抬头望着它们其中一个，心里面都会平静一会儿。就是那些枝桠和惨白的月光和我一样的孤独，在无人的时候，院子会静的令人惋惜。月亮在每一棵树的头顶上，我从任意一片枝桠下望见它，一盏探照灯从夜空照下来，顺着月光降临的我相信是不凡的光芒。月光似密集又大面积的落下来，羽毛般轻盈，有时落满了我的脸上。
晚*点钟，初十的夜，母亲在月光下晾刚用明晃晃的刀片切碎的萝卜干儿，这是圆月前最有诗意的事情。盛满亮晶晶的流着汁水的萝卜条的簸箕和筛子散发着清甜的味道，我深深的吸一口这家乡的气息。一个村庄至少有一座美丽的桥，它的名字跟村庄有关，有时因一件古老的事物，有时因一个大事件，而我要说的桥更直接，它以村庄为名。桥东是东庄，桥西是西庄。两个庄上的人都在使用着它，东庄的人去村外的柏油路上赶集、去县城都要经过土桥，西庄的人要看医生、送孩子们上学、去小卖铺买东西，这些小事也在土桥上发生，晨露滋润着，晚霞影射着，一架架马车在早饭后从它身上压过去，晚饭前有从田地里归来，托拉着的腐烂树叶、动物粪便等发酵成的肥料在晚霞铺满的土桥上变成了金灿灿的玉蜀黍，于是一年四季都在土桥上溜走了，我们也在桥边的小学里慢慢长大。
离开家乡的首先要离开土桥，它横亘在东庄西庄间，是出行的必经之路，父亲拉着行李箱遇见乡人都要寒暄几声，他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父亲与乡人寒暄，他不再是作为泥水匠和建筑工人和他们聊农活，他拉着行李箱走在我们的前头，仿佛要清理掉路面上的障碍好让我们安全路过，他身影消瘦，远没有那年槐花季节里富有的年轻气息了，他即将越过柏油路而等候在长途汽车经过的地方。我想我会记住这个时刻。
2004年秋天，无数秋天中艰辛的一个：后望是卷犊累累的高中教室，前望是四围山色笼罩着的大学校园，我犹如握着一份秘密的卷宗，在系办公室里挺直腰杆、忽而又低头凑近屏幕前分辨几行隐秘的字迹。简短、参差不齐的几行字，我还依稀记得写的是梅花，片片似雪。那些字比我高中写给同桌（一个老实的农村男孩，徐长明）的诗细腻、幻美。通过这些字迹逆流追索而得的诗歌论坛，让我扎了个猛子般跳进了诗歌的水潭里。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直藏在心底最私密地方，大家仍旧冷漠地占据着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看天花板和投影机器落在白帆布上的字迹。这个时候我已不是那个以前教室里的我了。几种时刻的交叉中，我想着那些写梅花的句子，想起昨天爬山路经的黑黢黢的公墓和不知名地方传出来的叮叮当当雕琢石头的声音，一群墓地和一些清脆的声音缠绕着，在满目恍惚的同学占据着的教室里，领着我的思绪奔跑。
教写作的程地超先生第一节课用激情的言辞夸奖了一个师兄，那是去年此刻，他捧着一本诗集在讲台上得到了一卷98分的期末成绩，那应该是开学的第一堂作文课，诗人从后排走到讲台就走完了整个学期的课堂。这个无意间开辟了考试新捷径的人成了新闻人物，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校办诗歌刊物的主编。大学的第一节课开了花，大家陶醉在先生畅谈的意境里，那秘密开放在人心中的杏花园使我想起了一类人的故事，它的系列题目应名曰：唱诗的人。校园诗人的本是象牙塔里一个虔诚的唱诗班。这个成为师兄的诗人写的那些家乡的梅花，在校刊和先生的课堂了撒下浓郁的芬芳。机缘凑巧或说缘分使然我就把几张关于墓地和啄木鸟般雕刻石头的那些文字拿给了他，那最初称为诗的文字被他建议发到福建某市主办的诗歌论坛上（诗三明或伞诗歌），被圈子里的人热烈的欢迎了一番，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诗来。
我没在校刊上发表东西，我写诗浮出水面的举动是中文系举办的一次征文比赛后学校展览获奖作品的时候被大家嗤之以鼻的，诗人，他们私下窃窃私语谈论着我的一组“关于南滇的春天”的诗歌，这个事件给我带来了丰厚的鄙夷和一本奖品（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我所在的这所俗称贵族校园的大学向来对文学不屑，我赶在诗人贬值的当儿操起了这项危险的事业。危险二字出自老先生之口，记得作文课上到半学期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睡觉被朱晓亮捅醒，他朝讲台说：讲你呢。接下来我听到了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不要轻易写诗，写诗使人发疯，特别是你们最近写的东西，我根本看不懂。先生语重心长的样子和他举出的顾城等人的例子灌进我还恍惚的意识里，眼前的学生晃动着奇形怪状的头颅在教室里像一群被水淹没的黑木炭，我两眼漆黑着熬到了下课就逃课走了，前夜的睡眠在催帐，大前夜的睡眠也在催，被人捅醒后我不知去处。
云南的天是瓦蓝的，那是睡梦里的颜色，房前屋后一排排村庄的瓦片在梦里搭在床榻上方，遮蔽着露水和晨雾里的我。这个学期我感觉一直在做梦，直到被人捅醒，那个揭开梦纱的人曾经洋溢着激情的夸奖过写诗的师兄，也告诫过写诗的我。我揉揉肿胀的眼睛给自己说：再不做手术了，让那几颗麦粒肿去长。上次欠医院的60块钱还没有还上，真无颜于主刀的老婆婆，她责备我的语气跟老先生一模样，她叹气着说我是第一个一个月内接连做了两次眼睛手术的人，眼皮被那银制的手术刀一点点的割开，挤出温热的白色混沌状的液体，我想象不出满眼是血的脸，那种惧怕使我连续毁灭了两个女孩子去医院陪同做手术的愿望，原因是第一次手术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眼科手术的小散文，她们拿着余地大哥给发在生活新报上的那片文章赌气的说：你还爱着阿姗。
阿姗是伞诗歌论坛里的大众情人的代称，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文人爱情的假想，我这样的解释个她们曲解为：她们不配做我假想的情人，两人的结论惊人的统一。我不敢想象一个女孩子看到血肉模糊的我的脸后还会不会跟我，手术刀刺破眼皮背面光滑的皮肉的时候我流泪了，泪水混合着血流到了脸颊，我能分辨的出最先变凉的液体的泪水，之后冷凉而蠕蠕爬动在脸颊而不是唰一下的就滴落在白色床单上的是血，不干净的血。
这个时段我看不清楚眼前的世界，我回到最简单的快乐，吞吃没有味道的瓜子，用舌头舔噬厨房里的盐巴，听许巍和伍佰的歌，我顺着医院的楼梯一个台阶压着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左手压在左眼上，门口眩目的光和明灿灿的城市下，我沿着一条通往陋室的路上、高大的城墙下的阴暗地一步一步迟疑着往前走，路上碰见跟我一样捂着一只眼睛的人，他用另外一只完好的眼睛看我，我则用另外一只等待着下周手术的眼睛望着他，匆匆擦肩而过，有过伤的人喜欢走阴暗的街道，我想我还会碰见更多的眼睛上缚了块白纱布的人。眼睛，我用力的挤压着它，跨在鼻梁上的眼镜松松垮垮的，几乎要奔向地面，一只干净的眼睛和一只还长着两颗大麦粒肿、一颗小麦粒肿的眼睛并排行驶在人声鼎沸的闹市，我是诗歌的苦行僧。
我决不再对眼睛做手术，这句话根本不能让这两只眼睛听见，这貌似爱惜它们的话容易被误解为我的不负责任，每晚敷在它们上面的热毛巾是医生指定的护眼工具，我清晰的感觉得到每颗麦粒肿的大小和成长速度，它们比我的诗歌成熟的快：如离离原上的草、如雨后的笋（准确的说是手术后的麦粒）；我的诗歌是午夜的滴漏，一点点极不情愿的落在我数着指头等待的笔端。而那午后被几块平行的电线切割出来的灰白色天空中时而飞过的几只麻雀以及唧唧喳喳的叫声令人更让我想起家乡的一排排瓦蓝的房屋和蓝砖墙围成的院落。一只眼睛在想着另一只眼睛看不见的风景，窗户上的铁栏杆在书桌上射下粗粗的暗影，我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呆若木鸡，对着四壁发呆。
“文字叫人死”，哈代在《无名的裘德》的扉页上引用《新约&；#8226；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上的这句话被我多次重复；
自称“弯人”的作家戏说“人是一点点死去的”，先是膝盖、腿脚，接着臂膀、牙齿；而我是从上往下死，先是眼睛，接着是老寒腿。莫非这就是老先生所说的诗歌会使人发疯？我捂着那只贴着白纱布的眼睛不敢看这个新奇的世界。
我想我不经意间做了那个被文字害苦的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邯郸的滏阳河在风中掀起水的衣袖，它在宽阔的河床上恣意滚动着，在那雕着石栏杆的河头迂回了一下，我看见冷风过境的冬天里的树和灰白色的马路颤抖了几下，又牢牢的贴近地面，地面上真冷，它们与河水一起紧紧抓住大地的衣角，小心防御着那个严寒的时令。我在滏阳河边上的一个清晨里，对着一碗混沌和青蓝色的盘碟里的两个烧饼加肉发呆，我搓搓手捧起青瓷海碗喝了一口滚热的汤，拿起烧饼大口咬了下去，一夜没有合眼了，睡意和寒冷在邯郸郊区的一条河流边上大战，我有几次差点就被封冻在走向清晨才有卖烧饼加肉的小摊的路上，有时要耸起肩把手藏在口袋里，沿着铁栏杆和一排店铺前的瓷砖铺就的路走上十几分钟才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混沌或煮面，那是对一夜通宵最好的补偿。坐在有些黑点的凳子上，手放在膝盖上低头去喝一口汤，早餐里有几种我喜欢的颜色：菠菜的青绿色，汤的黄色，烧饼的焦黄，夹的肉是白白的肥肉，这些比面前的邯郸的冬天都要温暖，我恍惚间明白那些我喜欢的颜色给我的是家的感觉，一种缺乏的温暖的感觉，比如食物的颜色和铅笔的颜色。上等好汤如一口酒，在口里舔过口腔里每个味蕾，又滑进喉咙里。这慰藉在邯郸的冬天，在七八点钟的清晨，有那么几刻，让我感到了暖。
我想食物和做食物的人是分离的，一种食物离开了厨师就成了独立的一个生物，去旅行了，而这食物的价格是跟食物无关的，那是厨师的事情。于是在邯郸，我对一碗混沌和几只烧饼怀有莫名的情谊，而对地摊老板多收我的几毛钱怀有的鄙夷，这是不矛盾的两种又统一于一个事件的感情。在这个离我家乡有几百公里的地方，我被视为异乡人，地摊老板以为我不知道这里物价行情，总是多收我的钱。端起碗喝完剩余的汤，我用普通话问老板多少钱，戴着袖头的一个中年男子抹掉小案板上的菜沫说：两块钱，两个烧饼加肉正好两块。吃饭时候我注意到本地人买两个烧饼加肉都是付一块钱，我忍着怒气问怎么他们的是五毛钱一个，老板说我的饼大加肉也多。以至于在第二个清晨我买饼时不得不这样说：我要跟他们一样的两个饼。老板斜眼看了我一眼，从冒着热气和肉香的铝锅里舀出了几小块肥肉放在案板上嗒嗒的剁起来，那力道和声音使空气变的紧张，仿佛是在剁我似的。我追着说要加青椒。反正加青椒免费，加，多加点，我心里想。老板从炉子里取出了两个烤黑了的饼放在案板上，麻利的剖开它，把那少的可怜的肉和几丝青椒塞进去拿给我。诸如这样的较量使我很丧气，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我的一段旅程里，挥发晦气的阴霾，我开始对这里一块灰蓝的天空下的一切失望，在零七年我决心要大干一场的当儿，我感到了寒冷，心的寒冷。
吃完早餐到印刷厂，一部花了两年的散文稿子还等着我处理成书，我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下来，在郑州休息两天就赶来了邯郸，这个我去年来探访过的城市。到处还飘着受骗的感觉，在一个我需要成名的阶段，我遇见了寒冷的邯郸的风，它撤开我的衣衫肆意的侵蚀着体温，我念起以前写过的一句话：在生命的寒冬。在寒冬的感觉和结果都是一样的，那种要垂死挣扎的努力是安排好的，不是天神就是地鬼，有那么一个人安排了我在零七年的开端就经历这个考验，难道他还不信任我有这个要出人头地的本事吗，这要命的考验完全可以省略了，把那些痛苦和猜疑都缩小了，留些空间去放大那美丽的事业，去放大那些甜蜜的爱情。该多好，有时那冥冥主宰者也犯浑，干吗要有邯郸这一段烦心的经历呢。
我认为生活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就像我们对金钱的支配，我们省略不必要的开支。在这个大问题上我也不明智，受名利的引诱来到邯郸一个印刷厂印制那传说中的零七年力作。有时候我在床榻上对着月光说我是一个有灵性的作家，我要写写你们这些不睡觉的孩子。那时月光是多么信任我，出奇的在窗外点亮一盏圆圆的明灯，而今天的月色我没遇见，在网吧通宵的夜里我有几次出来小解，也是匆忙的就钻进了另一间小黑屋，没有跟月光交谈的时间，零七年我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忙人，不是为一些无谓的事件忙碌，我要做有意义的事。第一个就是出本散文集。名字叫：西陵镇。听起来很大气的名字其实是我的家乡。一个不出名的乡镇，之所以命名以它，我大概对它有些虚荣：我的出生和父母的辛劳以及这里出了一位在北京很出名的作家李广森。还是名利的引诱，我拿那些好的事物做幌子来掩盖我的自卑——一个出身农家的贫寒的人的一切阻碍别人向我投来羡慕眼光的缺陷。而出书也是一个不错的举措。
印刷厂近八点钟开始点名，新的一天将要在一群唧唧喳喳的闹声中到来，打开电脑，启动昨天遗留下的工作，继续在键盘上奔走。这个编排版面的工作室是我新书的诞生地之一。我在门口那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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