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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身体-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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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的围棋是他妻子教的。
刘白端着两盒围棋回家的时候，还根本不会下棋，只觉得那天的生活有点戏剧性。他喜欢生活中常来点小小的莫名其妙的戏剧性。其实谁都喜欢生活有点戏剧性。围棋盒子是藤编的，瓮状，透着藤的雅致，那时他喜欢盒子远甚于里面装的棋子，没相到就是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多年后刘白想到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天早晨他原是出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这样的会他常开，所以没有感觉。在一间被作家和准作家们弄得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嗑瓜子，长时间听一个省里来据说很有名的作家张着阔嘴阔论什么文学，若干小时后，名作家谈乏了不谈了并且要求大家也谈谈，大家生怕班门弄斧露丑，虽有满腹高论却不敢开口，会议就进入冷场子，主持人不断鼓励大家说呀说呀，但是大家就是不说，只得指名刘白先说几名句。
内容连载：
·序：面对灵魂，我们黯然神伤（王干） ·玄白
·西地 ·发廊
·门外少年 ·虚构的时代
·谁的身体 ·后记：猫的游戏精神
相关评论：
·本土叙事与全球化景观——评吴玄的小说
序：面对灵魂，我们黯然神伤——吴玄中篇小说集序
作者：王干 中国作家网2004年6月17日
吴玄的中篇小说集要出版了，他打电话嘱我写序，说随便写几句就行了。我也随便答应了他，但几次动手，都落不了笔，实在是不敢随便。吴玄喜欢把很重的事情说得很轻，他不像有些作家让你写评论的时候关照你写“好”，写“好”不仅是让你自己文章写好，而且要把他写“好”。应该说吴玄还是很在乎他的这本小说集的，他说随便，我得认真对待。
说实在的，我是从内心里喜欢吴玄小说的，喜欢不喜欢一个作家，从文章上看不出来，文章尤其是评论文章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在表面上都做出一副喜欢状，而内心里到底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个评论家，一个编辑喜欢的作家，作品不会很多，都喜欢了只说明他是一个不挑食的人。我喜欢吴玄小说的原因，大概因为他是南派的写法，所谓南派的写法其实是相对北派而言的，北派的作家重社会、重力度、重内容，而南派的作家重感觉、重灵性、重语言。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相对而言，不能误解成南派作家无社会、无力度、无内容，更不能误解成北派作家无感觉、无灵性、无语言。重只是一种偏重、倚重、器重，或许说所重之物作家比较敏感、容易把握。吴玄所承传的小说作法是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那一脉的南派性灵的路数，这一脉作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能够自觉地不以政治的、道德的视角去关照生活，而以人性的、审美的目光去关注人物的命运，他们选取的人物往往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小人物，用今天流行的概念来说都是生活在边缘的人物，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一些人物，宏大叙事之中即使出现了，也都是一些点缀或过渡性的人物，大致如《沙家浜》中的沙四龙、刁小三一类，写其美好，也是小善小德，纵使奸坏，也只是小奸、小坏一类。他们要表现的这类人身上自然的人性。所谓自然的人性，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状态，那些忠善完美的英雄和违背人性的奸佞往往被历史置于某种特别的场景挤压的非常态的人性美和人性恶，可能都是被迫进行表达和完成的，在更多的时候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日常化的生活、边缘化的人物所流露出人性虽然它并不标帜人性的高度，也不揭穿人性的底线，可最大可能接近人性的本质。吴玄的《发廊》结尾写妹夫李培林在车祸中丧身，被丈夫李培林折磨蹂躏多日的方圆该是解脱了，可谁也没想到，方圆反而失去了目标，方圆转让了发廊，一个人回到家乡西地。我们满以为方圆终于离开了那个遭人唾弃的发廊，然而，“方圆在家呆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她去了广州，还是开发廊”。
这是颇让人吃惊的一笔，我看到这里可以说是一种震惊。我想起了雨果那句著名的话来：“人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会黯然神伤”。我们面对方圆的选择时，黯然神伤。方圆，是在城市生活最常见到的打工妹，她们糊里糊涂从乡村来到城市，又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发廊的职业，从打工妹做成了小老板，方圆的故事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曾经遍布各地城市的“温州发廊”。在世俗的眼光中，方圆开发廊显然是不道德，至少不光彩，人们总以为在发廊做活的大都因为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跳出发廊这个“火坑”，她们肯定也会欢欣鼓舞。因而方圆的嫂子托人帮方圆找了一位工厂的工作，她以为拯救了一个失足女青年，可没有一个星期，方圆就辞职不干了，她又回到发廊里重操旧业，回到发廊的方圆就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自如、欢乐。当然发廊本是是非之地，李培林后来因为“保护”发廊被打成了残疾，方圆忍辱负重收养了残疾的丈夫，但丈夫却不堪妻子方圆的卖身生涯，带着自杀性地走向了死亡。方圆也舍弃了给她命运带来灾难的发廊。小说到这里结束，可能会带有道德谴责和道德劝谕的意味，发廊改变了人的命运，毁灭了美好的家庭。可是作者奇峰崛起，让方圆重新回到广州去开发廊，至于原因，吴玄写道：
但是，故乡西地也没给她什么安慰，西地，在她的心里已经很陌生，她还延续着城市的生活，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可是在西地，夜里根本就没事可做，更可怕的是，每到夜里二点，她的乳房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李培林的灵魂也跟到了西地，照常在这个时候吸奶。
回到故乡之后的方圆并没有找到灵魂的栖息地，她已经成了故乡的陌生人，她的心已经城市化、发廊化了，更可怕的是她的生理也已经城市化、发廊化了，她已经回不去了。这种回不去的痛苦，按照我们习惯的批评用语是：现代生活对乡村生活的异化，是城市文明对人的灵魂的扭曲。问题是异化了的方圆仍然必须到异化的环境中生活。扭曲的灵魂必须到扭曲的空间才能安宁。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悲剧，我不解的是一大批的城市大名人千方百计地表达对乡村生活的渴望，渴望回归到西地那样的“家园”，而生活在西地的方圆却死心塌地要到城市，哪怕是到那个暧昧乃至龌龊的发廊。这莫非就是人性的悖反？西地和发廊，哪一个更符合人性的需要？
吴玄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描写了城市文明对人的吸引、对人性的改变。“乡村其实不过是城市的影子，城市走到哪里它也跟到哪里”。《西地》里的父亲便是一个城市生活的狂热追求者，当然，父亲的城市是公社干部这样一个具体形象，他像公社干部一样刮胡子，一样穿皮鞋，戴手表，插钢笔，当然还偷偷地跑江湖，做买卖。后来，城市的象征又转化为女知青林红，父亲的身体终于进入了城市，在林红身上父亲完成了对城市的想象。《西地》描写的是父亲的性史，也是乡村生活不断被城市文明侵蚀的过程。父亲强烈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与城市文明的内涵暗合，因为在农耕生活转向商业生活的过程，父亲当上董事长，到达了人生的顶峰，但欲望之流最后毁灭了他，“父亲最终死在对性的渴求上”，他喝毒酒壮阳，丧失了生命。“一年后，美国人制造出一种名叫‘伟哥’的蓝色药片，效果奇佳”。这意味深长的一笔，让父亲的死亡变得不那么贪婪了，美国是中国人心中的城市，美国的欲望与中国乡村欲望在人性的平台上是那么的一致。父亲的终生追求似乎也就不那么奇耻了。
《发廊》和《西地》两篇小说并不是姐妹篇，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出生在西地，但《发廊》里的方圆仿佛是《西地》里父亲血脉的延伸，这就是他和她对城市的向往和无条件的认同。父亲以西地为基地，不断向城市出击，而方圆则割断故乡之根，在城市飘浮，回到家乡反而如处异域。两人理解城市，征服城市的方式也是那么的一致，都是通过性的表达来实现的。父亲通过性的满足来实现对城市的梦想，方圆则是通过性的服务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发廊不论是斑点，还是肿瘤，都成为城市肌体里的不可缺少的组成。乡村和城市被这样奇异的欲望方式连接着，人性的软弱和灵魂的幽暗成为小说的底色，让我们黯然神伤。
吴玄以人性的褶皱作为小说的起点，并不影响或削弱小说的社会性内容。像《西地》通过父亲的一生折射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种种变迁，而《发廊》里处处透现出当下生活的种种世俗风情。汪曾祺生前评点另一位温州籍小说家林斤澜时用了八个字：详处略写，略处详写。套用一下也可用八字评点吴玄：实处虚写，虚处实写。他写的都是人性的悲剧，却以非悲剧甚至喜剧的方式来叙述。自树一帜，并不随风招展。
西 地
作者：吴玄 中国作家网2004年6月17日
一
那年九月，父亲来信说，我决定与你母离婚，务必回家一趟。信简短而急切，如同电报。“决定”、“务必”之类的公文语言是父亲当村长时学的。我讨厌这类语言，但父亲会写“务必”，已很不错了，他只读过小学三年。
我去找领导请假，含糊其词只说家事，领导说原因不清，不得准假。我只得说：“父亲要离婚。”
“父亲要离婚？你父亲多大了？”
“五十多了。”
“五十多了，还要离婚？”领导瞪大眼睛说。
“是的。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领导想一想，下结论说：“你父亲真是风流人物。”
“是的。”
“那你回去也没用啊。”
“是的，不过，我得回家一趟。”
我觉得父亲离婚有点荒唐可笑，他郑重其事要我务必回去一趟更是不妥，可能被哪个女人搞昏了头，他不怕我回去反对他离婚吗？若是我，我想我会先离婚，然后若无其事通知子女，生米煮成熟饭再反对也无济于事了。
故乡离我居住的城市有一千里之遥，我坐在车子里，无聊得要命，回想起那个名叫西地的村子。那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村口有一棵老柳杉，像一座绿塔镇着，塔上栖着乌鸦和喜鹊，乌鸦报丧，喜鹊叫喜，很勾人情绪，乌鸦多数沉默，喜鹊总比乌鸦叫得多，村子似乎喜事多多。老柳杉总有千把来岁，树龄也就是村史，据说是老祖宗手植，村人很敬畏的，树下安了香炉朝拜。本来，这种村子的开创者应该是个篾匠才对，他上山伐竹，久而久之便定居于此。实际上老祖宗是个仕途失意的读书人，曾经做过部长一类的官，具体管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他像所有的读书人有股乡村情结，稍不高兴就想起隐居，好像他不高兴是城市惹的。他在西地过着耕读生活，大约希望后代们也过耕读生活的，遗憾的是，后代们退化了，严重退化了，他们只耕不读。确实，在这种村子里，读书是奢侈的，也是无用的。老祖宗之后，西地再也没有像样的读书人，只出产农夫和手工艺人，偶尔也出父亲这等浪人。
父亲天生不像个农夫，但生活又偏偏安排他当农夫，这就很有些悲剧性或者喜剧性。父亲缺乏农夫必备的诸如吃苦耐劳，质朴勤快等品性，他懒散，喜欢夜游，喜欢睡懒觉，这些通常读书人才有的习性。他也像读书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感觉。农夫，除非喜庆，是不大在乎身体哪个部位美丑的，父亲从头到脚都时刻注意，并且刻意包装。二十多年前，那时村子叫作大队，村民叫作社员，社员在家穿布鞋，劳作穿草鞋，皮鞋是可望不可即的。父亲是村里拥有皮鞋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还不时拿手里把玩，神情很自得的。社员自家不刮胡子，那是走村串户的理发匠的事。理发匠每月来村一次，随便将他们的头发剪短，顺便也刮掉胡子。父亲理发比他们讲究许多，发型是自己选择的，平头，头发上翻，这是当时非常体面的发型，因为报纸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他接触的公社干部也是这个样子，社员一般不敢理成这样，那基本是国家干部的专利。父亲连大队干部也不是，居然敢理这种发型，遭人嘲笑自然难免，社员们说，伯虎，你像个公社干部呢。父亲谦虚说，我们种田人，哪里会像公社干部。社员们又说。像是像，可惜有干部的相，没干部的命。父亲并不在乎挖苦，他以为像公社干部已很值得自豪，他也像公社干部自己料理胡子，隔三差五，便端一脸盆水，对着镜子，脸部涂上肥皂，取出刮须刀小心翼翼来来回回地刮，然后对镜长时间地自我欣赏。父亲五官端正，脸型方正，确实富有观赏价值，田间劳作又给他抹上一抹古铜色，颇具质感，若是蓄起胡子，男子气更重些，可能更美些，可惜当时举国上下无蓄须之习，蓄须甚至是颓废的，犯罪的，父亲当然不知美髯之说了，否则，他一定会精心护养胡子。
父亲左腕还套一块东风牌手表，他是全村唯一戴手表者。父亲就是这样，他足蹬皮鞋，身着中山装，左胸口袋里插一支自来水笔，脸修理得干干净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完全像个驻村干部。
父亲的行为，使母亲横竖看不顺眼。父亲刮胡子，母亲说，你刮什么胡子？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插自来水笔，母亲说，你插什么自来水笔？你又不是公社干部。父亲穿皮鞋，母亲说，你穿什么皮鞋？你又不是公社干部。母亲看不顺眼的原因是穷，当地方言叫作跌股，就是跌破了屁股的意思，暗喻穷困潦倒的狼狈状。父亲只知道睡懒觉、刮胡子、夜游，或者拉二胡、下象棋、闲聊，再则便是赌博，找女人睡觉，家里焉能不跌股？
父亲嗜赌在村里很出名，听说我二岁那年的一个雪夜，母亲抱了我闯进赌场，将我扔到赌桌上回头就走，企图迫使他回家。父亲抱上我一路追来，见追不上，放我在路旁，说，孩子放这里，给我抱回去。母亲头也不回，说，不要，你扔掉。父亲说，你不要，就扔掉。说完只管自己回赌场。那夜我作为他们的赌注躺在雪地上，差点要了我的命。父亲好色也同样有名，他的形象颇讨女人喜欢，据说村里村外总睡过数打女人。
父亲是典型的浪人，对母亲的劝告、嘲讽、咒骂，既不反驳，也不理睬，很有独立特行我行我素的派头。母亲曾多次吵着要离婚，但都没有离成，大约也是说说而已，威吓一下。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整日陀螺似的忙里忙外，一家子全靠她一人操持，在村里有口皆碑，与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这也是阴阳相生相克吧。
二
我小时可能弱智，村人都叫我呆瓜，呆瓜就是我在村里的名字。我到六岁才开口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六岁以前一片空白，若有，也是听说的，近乎传说。呆瓜头大身子小，像个长柄的葫芦，喜欢仰头面无表情看天，谁叫他都无反应。那样子看来不是天才便是白痴，可成人后我完全正常，像所有的庸人一样，是个庸人。不知道人们怎样对待呆瓜，大约很受歧视吧，即便我开口说话了，也说得极少，寡言乃至沉默，照样谁叫他都无反应。
但我毕竟会说话了，母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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