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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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小小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二十八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六岁的小女儿和六十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处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颁奖过后，当时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说。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那些掌声让我泪眼朦胧。我在他们的追问下，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那些人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二百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本书，把我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我陆续在《上海小说》、《知音》、《文友》、《上海故事》、《新民晚报》、《劳动报》等报刊上发表故事、小说等。成了真正的写手，时不时就有稿费单寄到厂里，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赵美萍，很聪明，又很能干。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砰砰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是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材，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不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是无法做平整的。我也不解释，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狗眼看人低的。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