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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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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和轴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的夭折
日本从1931年夺取满洲开始实行并从此日益扩大其规模的侵略政策，已经使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它同欧洲的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结成了伙伴。这一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正式保证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公约。当时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约条文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它只规定在制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进行磋商和合作。但这完全是一块遮掩布，想用它来掩饰公约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约的真实意图是载在秘密条款中的，后来从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查获，因而才得以公诸于世。
1936年，在里宾特洛甫和当时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将军之间开始了达成一项德日协议的谈判。他们一直瞒着冯·牛赖特（当时的德国外长）和德国外交部官员们，因为这些职业外交家反对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建议，害怕这可能会损害同中国的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德国自1921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这项协议实际上首先是针对苏联的；由于苏联政府否认同共产国际有任何直接联系或对它实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这条约称作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主意来掩盖其真正目的。三条秘密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并未挑衅而受到苏联的进攻，或并未挑衅而受到其进攻的威胁时，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将改善苏联处境的任何动作；同时，双方应就保护其共同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磋商。在第二条中，缔约国双方宣称，在本秘密协定继续有效期间，除非经相互同意，双方均不得同苏联缔结不符合本秘密协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第三条规定，本秘密协定应与公开的文本同时生效，有效期亦为五年。
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国的协定即将签署之前，日本政府向意大利主动表示，建议缔结一项大致相同的意日公约。1937年7月新成立的近卫内阁中的外相广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罗马，并交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广田极力主张，为了反共产国际的目的，两国应保持密切的接触。这样，日意双方的会谈也就转入了一个更加肯定的阶段。堀田带去了这样一些建议：缔结一项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应该同日本和德国之间己存在的那一项公约相类似，并附带缔结一项在军事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秘密协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双方进行磋商；在缔约国一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
此时，德国外交部并不赞成签订一项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对日本利用现有公约来为其侵华作辩护感到愤慨。魏茨泽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从而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因此，与其说是造成“一个战略上明确的局面”以准备与苏联作战（日本人曾断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可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并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境内更加蔓延。魏茨泽克还说，虽然不会再有德国战争物资卖给中国，但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将不撤退，免得俄国人可能会来取代他们。
如果当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促使英德达成谅解的努力获得成功，德日关系就可能已经冷淡下来；考虑到德国和英国都厌恶日本入侵中国，那就也许甚至会达成一项英德两国关于远东政策的协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宾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弃了争取英国的希望，并已决定必须把英国敌视德国的扩张计划的态度看作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产生一项德日意三国协定，以此来抵消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第一步是使意大利加入反共公约；随后在10月中旬，把德国的这一愿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让意大利也加入这项公约。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了一份议定书，据此，意大利成为1936年11月的德日反共公约的一个参加者。这一步并不是意日两国就签订一项关于相互磋商、技术合作和善意中立的双边公约的可能性举行会谈的结束；但从这时开始，主要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德日两国关于缔结一项军事同盟的讨论上来了。
这件事看来似乎是由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倡议的。里宾特洛甫和大岛之间的试探性谈话是瞒着日本驻柏林大使东乡茂德的，因为东乡茂德是以反对日本和第三帝国进一步密切关系而闻名的。大岛以大使馆武官的身份向东京参谋本部写了报告，1938年6月，他被告知说，他们赞成德日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总的想法，特别是考虑到苏联。
到了1938年7月，会谈已取得很大进展，使得里宾特洛甫已能草拟出一项三国防御条约的基础纲要，有了这项条约，任何缔约国受到别国的威胁时，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互相支持，在遭到进攻时，则可以提供军事援助。大岛又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笠原幸雄中将。笠原是一位参谋官，被派到柏林，表面上是为了学习语言，实在的目的是让他最终成为驻柏林的武官。大岛派笠原携带德国的建议乘飞机回日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笠原在1938年8月初抵达东京，把德国的建议交给了他的参谋本部上司们。他们报告了外相，外相看来是把这桩事情提交给了核心内阁，核心内阁是由首相（近卫亲王）、外相（宇垣将军）、藏相（池田成彬），陆相（板垣将军）和海相（米内海军上将）所组成。五相会议同意讨论应继续进行下去，并应当要求德国政府提出一项正式建议。8月底，大岛接到电报，通知他这一决定。他同时还得到指示，要他注意应把苏联当作这项拟议中的公约的主要打击目标，其他国家则只能是次要的目标，条约的性质应纯粹是防御性的。笠原在1938年9月20日左右返抵柏林，当即向大岛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
与此同时，大约在8月中旬，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昌谷在获悉里宾特洛甫…大岛会谈和笠原去东京的任务后，就向东乡报告了这些情况，东乡随即打电报给东京，建议中止这一预备性谈判。他争辩说，日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欧洲战争。8月底他收到一个答复，告诉他已决定继续进行会谈；于是他又向国内发了第二个规劝的报告。接着他收到了宇垣发来的一封答复电报，要求他同意从柏林调任莫斯科。东乡表示反对，但是第二封措词更为严厉的电报使他毫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他在10月15日接到任命他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命令，并在27日离开柏林，大岛就接替他担任了大使职务。
大岛继续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高斯进行讨论，在1938年10月27日以前，德国人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正式递交东京。这时，宇垣已于9月26日辞职。近卫自己兼管外交事务一个月，然后选任有田八郎为新外相。在11月11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考虑了这个条约草案。有田打电报给大岛说，大家同意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设想，也考虑到它很可能会有助于日本将中国事变早日结束，增强它对苏联的军事地位，并在总的方面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有田说，德国的草案正在研究之中，一俟逐条条款决定后，大岛就可收到一份具体的反建议。
板垣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中说，他曾极力主张迅速缔结这项公约。他所抱的希望是，如果这件事在中国人失去汉口后不久就实现的话，那就会使中国人失去获得外国援助的希望，从而使他们接受日本的媾和条件。但是日本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板垣的希望无法实现，这些意见分歧一直持续到德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拖延不决和吹毛求疵感到不耐烦，因而最后终于抛开日本，去同苏联作成那桩臭名远扬的1939年8月23日的交易。在这里。考虑一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以及日本同它的未来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的性质，也许是适当的。
日本政府内部的争论，主要并不是针对这项现实的公约本身的，大岛和白鸟两人的证词都清楚表明，早在谈判的初期，已经就公约的措词达成了实际上的协议。在日本统治集团各派之间以及在日本与其设想的盟国之间，所争论的关键性问题是这项公约对日本来说，是否应当仅仅反对苏联一国，还是应当也反对其他国家。东京一致的意见是，它应当针对苏联；自从1932年以来就主张日苏达成协议的东乡，这时却成了无人理睬其呼声的孤独者。然而，日本是否应该作出同民主国家战争的任何承诺，这一问题在东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那些赞成这样做的人极力主张，可以利用它来使得民主国家放弃它们敌视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态度，从而迫使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屈服。这种论点显然对近卫、有田以及板垣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事情正在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们打算继续执行他们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政策，即使这会使他们陷入同英法两国的战争。也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美国政府最关切的是防止纳粹…法西斯统治欧洲；很可能，在这件事上，英国人民会听从他们政府的领导，美国的干涉主义情绪可能会胜过孤立主义情绪。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对德国和意大利有了军事上的承诺，它就将发现自己要对付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这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又能给它多大的援助呢？它几乎肯定会发现自己的重要原料和粮食的主要来源被切断；而且它也只能从中国占领区，包括满洲在内，得到极少量的这些东西。
对日本海军来说，这种考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不久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根据1939年4月15日的命令，庞大的美国舰队又回到了太平洋水域。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作为一个整体，强烈反对同轴心国缔结任何广泛的公约的政策；他们与其他反对派联合在一起，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阻止缔结任何这种公约，直到1940年9月为止，尽管在另一方面有来自陆军将领们的压力。日本陆海军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对大战的序幕和后来的战争本身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一项保护措施，那些反对缔结一项广泛适用的公约的人要求在公约签字时交换一份秘密的书面保证，以解除日本承担草案第三条的义务，即要求缔约国每一方援助未曾挑衅而遭到攻击的任何另一方，但如果敌国是苏俄则不在此限。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不准备走得这样远来免除日本同民主国家作战的一切承诺，虽然它们也准备作很大的让步来满足日本人的愿望。正是在这项拟议中的秘密谅解的形式和性质上，引起了日本和轴心国之间的以及东京政府内部的主要冲突。
1938年11月大岛在柏林接到有田的第一个电报，表示大体上赞同建议中的那项条约；但过了不久就又接到有田的另一个电报，说关于公约的目的似乎有误会，特别是关于它的适用于苏联以外的国家这一点。大岛询问是什么误会，但他没有收到东京的答复；他和宇佐美后来在作证时都说，在1939年2月以前，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由于近卫政府濒于倒台的边缘，东京把这事搁了下来。政府在国内和对外事务中都面临着一场危机。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约问题上的争论之外，现在又加上了赞成与反对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这两派之间的一场争吵；在这个争论问题上陆军本身意见不统一。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的亲极权主义集团和那些希望保持现行政体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军界、官僚和内阁中都能找到赞成和反对一党制和类似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极权主义者在陆军军官中势力最强，但在海军中并不占优势；在官僚中他们占有相当人数，可是在宫廷和财阀中他们人数寥寥。在近卫内阁中鼓吹一党制最热烈的是内务相、狂热分子末次海军上将，在那一次以“没有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闻名的、发生在东京的既庄严又滑稽的插曲中，他曾被国会的一位批评者挖苦地称为“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和一名伟大的法西斯分子”。站在另一方的是藏相池田成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工商业中，他都是一名坚定的反极权主义战士。近卫本人的记录是态度暧昧。或许对他最恰当的评语是：在内心里，他反对在国内采用极权主义的手段，也反对在国外同纳粹、法西斯国家联合在一起，但他是一个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的人，倾向于采取最小的抵抗的路线，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当推诿对他不再有用时，就卸下官职的重担。几个月来，他一直想辞职，但被说服继续留任，直到1939年1月对他来说担子已沉重得无法再挑下去时，就辞去了职务。由于末次和池田两人都被免职，近卫内阁的倒台暂时解决了国内的混乱局面。
新内阁由平沼男爵任首相。他提名木户侯爵任内相，不过他让有田、板垣和米内仍留任原职。初看起来，选择平沼作为近卫的继任者似乎是亲轴心国和极权主义一派的胜利，因为直到1936年为止，平沼一直是国本社这个爱国团体的领袖。在1936年2月的陆军政变之后，这个团体被解散了，平沼也改任枢密院议长。作为首相，平沼显示了他想当日本传统政治的保护人的抱负，他也是一贯地这样主张的。他一再宣称，日本既不属于民主国家阵营，也不属于极权国家阵营。因为，他说，日本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这也可以把它归纳成“王道”一词。剥去它的神秘主义外衣和空洞的词语，这是日本统治方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虽然在理论上，日本是君主专制国家，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寡头制国家。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就是通过这种寡头政治内部各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妥协而产生的。这是一种既妨碍迅速作出决定、制定明确的政策，又妨碍突然改变态度的制度。轴心国家的“能动外交”，同“迟钝而缓慢的日本人”（齐亚诺私下里这样称呼他们）在东京制订政策时的那种深思熟虑，是格格不入的。
与此同时，在1938年9月底和1939年1月初之间，德国政府得到意大利政府的同意，把一份稍加修改过的德国草案（显然，在柏林已先得到大岛的同意）送交给了东京。这份草案在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经过讨论，在原则上被接受了，但附有一个要求，即由日本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去柏林讨论细节问题，代表团将带去给大岛和白鸟的有关日本政府态度的指示。代表团的成员有前日本驻波兰公使伊藤述史、参谋本部的辰已少佐和海军参谋部的阿部上尉。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显示了外务省和陆海军之间已达成了协议。派遣这个代表团是为了要大岛和白鸟两人将此铭记在心，使他们不致任意乱来。把派遣代表团的事用电报通知了大岛，并告诉他代表团可望于2月28日到达柏林。至于派遣代表团的表面上理由，则被说成是为了谈判的详细内容需要保密的缘故。
德国人对采取这种办法拖延时日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在他们于欧洲采取新的行动以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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