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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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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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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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东欧各国和约的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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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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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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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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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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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编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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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解放了的意大利　1943年9月至194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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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对意和约的领土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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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编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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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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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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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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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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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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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导言
　　一、主题与卷名
　　本卷的主题，是写“希特勒的欧洲”瓦解后的事态发展。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军事侵略频频得手，显赫一时，一度曾使旧大陆的好大一片土地形成暂时的统一局面，其版图最大时，北起北角，南迄利比亚沙漠，西自加来，东至斯大林格勒西郊。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为了军事上、政治上、从而还有经济上的目的，这一广大地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统一了起来。这是由一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以欧洲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超民族的大国，其昙花一现的兴亡过程，已在第5卷中作了记述。本卷所记述的，则属于世界史中的下一个篇章，内容是“希特勒的欧洲”废墟上发生了哪些演变。
　　“大联盟”消灭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粉碎了德意志的短命的欧洲帝国，组成这一联盟的三大国政府当时在描述他们经过力战而刚刚完成的这番事业时，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词，而且就此一直使用下去。不光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连俄国人，也把他们的这一共同事业叫做欧洲的“解放”；因为，时至二十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就象“民主”和“科学”两个词一样，至少在口头上是谁都得表示赞赏的。那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和信任的气氛，超越了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地理界线，在这种气氛下就得使用这种褒扬的字眼。可是实际上，在军事分界线的英美一侧和俄国一侧之间，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在德国军事上全面崩溃之后，按照三大战胜国事先达成的协议，两支胜利大军已沿着从波罗的海南岸到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对峙的局面。西方盟国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从各自进驻前德军占领区的第一天起，就互不同意对方的自我标榜，说对方的作法并不是使早先沦于德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双方都指责对方建立当地的政权是滥用权力，这些政权并不真正表达当地的“民主”意向而是强加在名为“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头上、为他们新主子的利益服务的。在西方，人们无疑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俄国军事控制下的原“希特勒的欧洲”的非德国地区，俄国人确是在这样行事；他们也同样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其他非德国地区，西方各大国总是一俟军事条件许可，就立即把真正的、完全的政治独立权利归还给遭受希特勒荼毒的非德国人。西方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对方俄国人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同俄国人嘴上所说的，是不是也那样表里一致，直到1954年动手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时，双方都还是继续使用“解放”这个词，不过含义则截然不同。含义不同是客观存在，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这一有争议的词，而代之以“重新组合”这样涵义明确、不致有何争论的字眼。不管人们所说的欧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从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欧洲”开始走上灭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这段时期内欧洲确实发生了一次“重组”，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之初，那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被强行统一于一个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那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却已摆脱了德国的控制而“重新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规模，纳入了另一种政治结构。到1946年底，西欧加上希腊已组成了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在欧洲之外的北美，而东欧除去希腊，则组成了另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同样也在欧洲之外——即在俄国。显然，欧洲的这一重新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事。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东方”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意大利南部。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采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战后之战”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赞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象希土“人口交换”（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九百五十万人，也许已接近一千零五十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并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并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大俄罗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二十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迁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因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冲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冲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冲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冲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的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辟的孤立飞地。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六十万左右。在科夫诺、维尔纳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浪潮从奥托一世在位时起持续到现代，算起来已不下一千年。一千年来这股浪潮一直侵占着斯拉夫人的地盘而不断推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后退。1939年，波兰的军事抵抗垮了台，两次大战间的那个波兰国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之后，希特勒即同苏联政府商定，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以内的苏方领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统统撤走，这个范围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加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领土中居民属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东部各省。就这样，大批日耳曼人被迫迁离了他们在东欧的家园，其中有一些是从十三世纪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希特勒命令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并入德国版图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的东南边界上，其用意是用他们作为一道“人堤”，掩护这道堤坝西北后方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于一个日耳曼族独裁者的教条主义政策而不幸受害的这些日耳曼人，还没有来得及在波兰完全安顿停当，向西作最后进军的俄国军队就赶了上来，于是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是迁入德国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国难民队伍来自东普鲁士以及奥得…西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本土，计约七百五十万人。当丘吉尔决定同意以那条大致与波兰族聚居地区东部边缘相符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战后边界时，他的心里其实也已经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国土地来补偿波兰的领土损失，借以安置从寇松线以东地区流散出来的多达三、四百万的波兰族难民，这块德国土地的面积应尽可能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