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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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柞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样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柞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柞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柞死亡报告》中写道：
　　“杨承柞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
　　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