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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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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纵〔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注：今石门二路）祥富里一○六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着。那时，李达住在渔阳里二号。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渔阳里二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因此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以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来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二十三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九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渔阳里二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于是“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丁丁东东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2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因此他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十月四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报》曾揭载：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渔阳里二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渔阳里二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渔阳里二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人遮掩，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了，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后来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引者注：即陈独秀）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1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读者导报》，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七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达的回忆是富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是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的……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七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七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一九八一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罗章龙之孙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笔者信。。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二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不但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2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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