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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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有四百二十人。
　　第八部分：锤炼有人前进　也有人落荒
　　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十五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十五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出现的。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的贡献（虽然贡献有大有小）；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也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但通观他的一生，毕竟功绩超过过失。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九曲十八弯。曲管曲，弯管弯，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这便是历史：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无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左”拐右弯。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成今日世界第一大党（不光是共产党中的第一大党，也是任何政党中的第一大党）——到二○○二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六千七百多万。这一发展过程，不过八十多年。这种从小到大的发展总趋势，无可阻挡。
　　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时而“左”，时而右，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
　　有钢必有渣。炼钢与除渣是同时进行的。前进者与退伍者、落荒者、颓唐者以至叛变者并存。
　　追溯那十五位代表在离开李公馆大餐桌之后的足迹，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启示：自始至终在共产主义之路上前进，并不那么容易。
　　下面以离世时间为序，勾画那十五位代表的后来的人生之旅——也兼及十五位代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行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以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贡献甚大的维经斯基。
　　第八部分：锤炼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挡。
　　青岛医院里，一位瘦骨嶙峋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捺上了自己的手印。
　　未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他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二十七岁！
　　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他的遗嘱。
　　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山东莒县北杏村。他的大耳，在冥冥地下，谛听着潍水的哗哗声，“沉浮谁主问苍茫”……
　　他是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由王瑞俊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为书记。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
　　另外，大会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在王尽美的动员之下，王乐平放弃了本来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打算，来到了苏俄红都莫斯科。
　　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织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
　　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他，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工厂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年纪轻轻，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
　　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拿条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工人们心中顿时豁亮。
　　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五月五日）时，他花了一夜工夫，便用炭笔画出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
　　他的书法也不错。写标语，写游行横幅，他颇为拿手。
　　他还会演戏。他演过话剧《盲人配》中的盲人，演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反封建宣传。
　　他能演奏各种乐器，不论是琵琶、二胡、月琴、三弦，还是笛、笙、箫、唢呐，他都会。他在苏俄期间，一曲琵琶，曾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
　　他的诗也写得不错。他在济南历下亭写过一首流传颇广的诗：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一九二三年二月，他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长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
　　在风雪交加之中，王尽美从山海关步行到天津。组织上把他调回山东工作，仍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三年十月，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这样，他既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这时，他不过二十五岁！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孙中山北上，从广州到上海经日本长崎抵达天津。王尽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五十八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二十六岁的王尽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尽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
　　一九二五年一月，王尽美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之后，便已经病重。但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
　　连日吐血，王尽美终于病倒，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回到故乡莒县北杏村静养。
　　虽然母亲、妻子竭尽全力照料，无奈小小村庄缺医少药，眼看病情日重一日，王尽美自知来日不多。
　　他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党组织，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
　　在青岛医院，他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了却心事而永别人世。
　　他的家中，如同倒了顶梁柱。两个儿子不过六岁、四岁。他的祖母和妻子，在凄风苦雨中相继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极度困苦之中顽强地挣扎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尽力给予了帮助。
　　王翔千资助王尽美遗孤上学。
　　山东解放之后，王尽美的寡母、遗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细心照顾和妥善安排。
　　毛泽东也念念不忘王尽美。当毛泽东视察青岛时，曾这样说及：
　　“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王尽美的母亲，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不仅拉扯两个孙子成人，而且还精心保存了王尽美的照片——迄今流传于世的王尽美照片只有一帧，是她当年藏在墙内外边糊上泥巴，才得以保存下来。不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照片，便会缺少一张……
　　一九九八年六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王尽美一百周年诞辰。
　　第八部分：锤炼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午，一艘轮船在上海高昌庙码头刚刚泊岸，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神秘的大人物马上被一串轿车前呼后拥地接走，横穿上海市区，直奔西南角徐家汇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的“交涉所”。那里，顿时成为黄金荣、宋子文、张静江、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等沪上要人络绎来访之处。
　　这位神秘的大人物，便是蒋介石。他正在密谋“分共”、“清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予以清洗、消灭。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就先在北京下手了。四月六日，“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一举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北京《晨报》所描述，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晨报》：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庭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引者注：指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各党人均未戴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行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所谓“党人”，亦即共产党人。所用绞刑架，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
　　李大钊在就义前，曾慷慨激昂地演说：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施刑时，别人只用二十分钟，李大钊却被绞达四十分钟，刽子手故意延长他痛苦的时间。
　　李大钊磊落、刚毅而死，没有半点的动摇和犹豫。殉难之际，年仅三十八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人敦厚，最孚众望。虽然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可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并没有因未被选入中央局而有怨言。
　　鲁迅在李大钊去世后，曾为《守常文集》写序，那序言中很真切地画出李大钊的形象：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九位中央委员之一。
　　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会晤孙中山。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李大钊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他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
　　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做得非常出色。
　　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质问和发难，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作了专门的发言，说理透彻，令人折服：
　　“……我们加入本党（引者注：指国民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引者注：即土耳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