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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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
　　“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一九二七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一九三○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一九三二年七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他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三四年一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早期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不幸林氏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一九二五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迄今仍健在。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柯尔斯基时提到。
　　第八部分：锤炼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二十六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十月三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一九二七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还是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锤炼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次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也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五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年三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一九四四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八月二十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