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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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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属穆宗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两人欢相得，不啻（chì）兄弟”。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冯保想起穆宗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张居正则面色如水，心中有数。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zhēn）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由于仆婢都逃逸了，身上没多少钱，只能到一些小店里吃饭。一直到了良乡，才得到张居正为他请来的驿传勘合，可以坐着政府的驿传还乡。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李太后像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王“中和琴”
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万历年间的毛笔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他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张居正像太和居士。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万历元年（1573），他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帝鉴图说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1582）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
亲政时期
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橓即其一。丘橓，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橓。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橓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橓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神宗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啺菖崖遥辉秸黄蕉ㄑ钣α驯洹�
啺菔敲晒坯谗安咳耍尉改昙渫督得鞒呓Ｓ。罄垂僦聊母弊鼙Ｍ蚶吣辏�1589），啺菀愿弊鼙率恕６訂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啺菟较吕镄钛艘慌停槌梢恢Р酝肪骶聿徽陀蟹磁阎摹Ｍ蚶辏�1592）二月，啺萦虢嵋逍值芰醵狈⒛眩蹦难哺У耻埃扇プ鼙盼业挠⌒拧Ａ醵匀巫鼙瑔承恩为副总兵，啺菸敝鳎镀旆磁眩笸颊季菽模晕桓龈罹菡ā５笔保⒍杂诿晒诺念棵艺咭虬炒鸷怪溃ソナЭ亍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啺葜涞耐ǖ溃环矫嫖ё∧摹Ｔ诔⒗畛闪赫蚴亓啥募凸κ唬褡诿蟪几飨灼脚阎摺５笔钡谋可惺槭翘岢龅姆桨甘蔷蚩坪又蹋曰坪又嘌湍某牵颉耙怀侵司∥惚睢保挥访饭逋萍鲈巫鼙畛闪呵巴脚眩桓仕嘌哺б睹涡芮朊衷簟Ｉ褡诤罄炊杂谌址桨妇谷欢寄芙邮埽环矫婷睹涡芨细澳模灰环矫婷畛闪撼稣髂摹＠畛闪旱笔痹诹啥忝渥永钊缢汕巴Ｉ褡诨瓜旅图┠脝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万历十八年绘《河防一览图》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wěi）；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喅卸鳌＠畹酋艘蛔悖挂谎郏诼飞细揪筒槐蝗俗⒁狻Ｋ环庑沤桓鴨承恩，劝喅卸魉担骸鍪嫌泄τ诔ⅲ嗑钗上В缮绷醵宰孕В唤幼牛畹怯秩ゼ肆醵⑿沓八撬担菏茁沂恰鍪希喝耍慰啻耸芄空飧隼爰浼乒怀晒Α＞旁率眨醵蓖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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