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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朝十六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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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恢匆獠恍硖街瘟啤５痹拢砘屎缶腿ナ懒耍杲�51岁。朱元璋对于马皇后的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朱元璋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朱元璋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大权独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
朱元璋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太祖像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他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而朱元璋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专制主义皇权到了朱元璋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明代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tí）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锦衣卫木印，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1510），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朱元璋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30年，迟迟无法解决。
陷入定都困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朱元璋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朱元璋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朱元璋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明南京聚宝门藏兵洞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朱元璋很重视，于四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朱元璋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6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朱元璋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朱元璋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朱元璋不能释怀。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和刚猛治国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胡蓝案。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朱元璋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3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朱元璋又将当时已经77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又兴蓝玉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朱元璋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为公爵，另外28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朱元璋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朱元璋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1380）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在他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死于非命。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代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朱元璋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史家通常认为是他为继位者扫清障碍，永保大明江山。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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