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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裂-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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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时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士，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词”。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词”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39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39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矗缌耍较孪缥迦耍芤蚁缥迦耍车孪缛耍跆锵缫蝗耍髀粪砑胰耍惨话倨呤耍帐习ǖ恕⒘帧⑻铡⑺铡⒗睢⒉獭⒒啤⒘骸⒀睢⒑椤⒀Α⒅！⒎搿⒆⒊隆⒃⒐亍⒑巍⒑⒛⑴怼⒓颉⒗琛⒙妗⒄拧⒊獭⒎俊⑿砉捕诵眨缘诵兆疃唷Ｆ渲杏行┝沂啃帐喜幌辏雎枷隆鞍⒂ⅰ薄ⅰ鞍⒅椤闭庋娜槊行┝腋玖稣矫忠裁挥校纭暗嗣帕菏稀薄ⅰ八彰呕剖稀钡鹊龋馐堑笔倍砸鸦楦九南肮叱坪簦靶私苛止谩薄ⅰ傲膊坦谩薄ⅰ叭好没乒谩痹蚴且恍┠昵峁媚锏拿郑滥咽鄙形闯黾蓿贡Ａ糇拍锛业男帐稀Ｃ恳桓雒执碜乓桓鱿驶畹纳蔽渥暗窖莱莸那致哉咔空妓堑募以爸保庑┡┓颉⑴└尽⑴┡闷鸹痫ァ⒋蟮丁⒊っ踔敛说叮氤瓢允澜绲挠⒐趁窬剑敝辽淖詈笠幌ⅰ�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粤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莞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淬，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故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间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邓家事，且无旁证，不足为凭。结论：邓汉黻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而邓符协为邓汉黻四世孙，虽有创办力瀛斋之盛举，但非迁居锦田始祖。
关于宋王台遗迹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其原因在于它的悲剧色彩：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尽最后一寸宋土，壮烈殉国，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极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发生地在数百年后又不幸被异邦割占，历史的前后观照更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现在的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的世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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