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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资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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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代表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阉党代表最腐朽的君主专制的权力。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的时候，落后的东西不会自动地消失，反作最后的挣扎。这场斗争因为东林党的组阁演化为政治迫害，“一切书院尽行拆毁，变价入官”，阉党炮制了《东林朋党录》等诬蔑东林党的文字。东林党与历朝朋党不同的是东林党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同情，尤其是市民阶层。“他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集团；而是江南中小地主与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阶层的联盟”。（26）因此东林六君子狱引发“士民”的反抗运动不足为奇。如杨涟被逮，“都市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旌而夺公”。（27）再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而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甚至有暴力抗法的，黄遵素被逮后，锦衣卫“凌铄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这些抗议运动正发生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常一带；也正是市民阶层最集中的地区。明张溥所撰《五人墓碑记》可以略见梗概：“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愤而死焉者也。”（*蓼洲周公即周顺昌；字昌文，号蓼洲，万历进士，历任推官、吏部主事，后被阉党下诏狱。）“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28）（*吾社即复社，张溥等人于崇祯年间合并江南若干文社组成的社团，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故称复社）。朝野之间，鲜明的政治分野，说明地方上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与中央政治体制不相适应。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谈到“中国的中央体制，是以落后地区为标准的”。（29）明朝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十四至十七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东林党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不仅评议时政，还直接参与政治革新。作为松散而有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具有类似近代政党的作用机制，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在中国社会中的深刻印记。
市民阶层兴起后不仅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对社会风俗和文化取向上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的地位空前提高，逐末营利成为风气，商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吸引着新兴的市民阶层，思想文化领域充满新旧矛盾。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君主专制政治仍占据局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市民阶层对金钱和享受的追求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勇敢的挑战。
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士林风气上。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士人标榜的信条。到了明季，仕途未明而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明末冯梦龙所著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四十九卷《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中记有“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士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市民意识是恃强大的商品经济为依靠，随着商业资本的膨胀，封建传统的观念产生动摇，知识分子在此冲击下产生分野：一类仍局郁于农业社会的封建正统观念：一类受到商业思想的影响，开始认同并融入商业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入仕作官固然是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但真正科甲出身的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举，而会试每三年一大比，一次不过录用二三百人，有时更为不济。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子。上谕考官杨士奇，“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试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30）读书人入仕还有一个途径，就是科贡官。凌梦初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写道：“浙江温州府曾有一个廪膳秀才，姓韩名赞卿，屡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贡，到京赴部听选。选在广东一个县学里的司训。”但科贡官不但地位与进士官无法相比，而且升迁机会极渺茫，即使少数能进身为大僚也常遭进士官的区度《日知录》卷十七也有言及此事的“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犹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31）《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中即讲到科贡官的难处。“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悔气遇者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科贡又是按照常例因循而下，大部分的读书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既然言私言利已成风气，在生活所迫下，从事工商亦是顺理成章。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借是也”。（32）
其次，市民阶层兴起对晚明学术的影响，晚明学术一大特点是启蒙思潮对人性的解放。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文艺是市民阶层的产物，那么晚明的新思潮可以看作是知识阶层和市民阶层互相交流融汇的结果。农业社会中，封建君主为了在思想上钳制民众的觉悟，大兴官方学术。西汉初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宣扬独尊儒术。魏晋的谶纬图学及至唐宋儒释合流终于形成宋明理学，理学的发展正是封建统一帝国及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理学正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朱熹云：“凡有形之象及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则道也。”把理视为一切事物不可逾越的必然，认为理在物先。“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以有否？曰：只是都有其理而理。天地万物千万年，古今只不离许多物。”（33）朱子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以先有父子之理。”（34）一句话暴露了所谓理学就是要维系君臣父子之理，最终目的要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宋明理学家兼把孔子的“克己复理”提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高度，违背了学术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人性。“中国人民所服从的‘存天理，灭人欲’之原则，正如黑格尔之所谓普遍的意志一样，服从就只是服从而已，全无反省与自我可言。”（35）戴震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极为痛恨，其言有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感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6）
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阐释新的经济条件下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要求。他们把学术同时政相联系，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市民阶层要求参政议政的社会思潮相一致。李塨在《未坠集序》里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人才者，政事之本，政事者，民命之本”，（37）学术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清谈，而要关心“民命时务”。启蒙的学者在他们的学说中反对理学的思想禁锢，倡导自由的风气，广泛传播土地的平均思想。启蒙学者，早如东林党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反映市民阶层天生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呼吁“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有焉”。
启蒙学者在经济思想方面反映市民阶层的基本要求，在他们中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李贽曾说道：“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谷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天然之理，心至之符。”（38）商品经济要求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并确保商业合约的履行。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谈到私有财产权和信用问题对商业经济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正缺少这种体制。传统上对私有财产没有根本的法律保障，未经审判而剥夺私产或在审判中不注重保护私产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中国法律着重于刑法，表现在比如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如契约行为），要么用刑法加以调整（例如对于财产权、继承、婚姻）。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的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39）市民阶层主要成份是商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属于“工商”之类，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一贯传统中，地位难以得到保障，手工业者、商人尤其是后者的职业价值一直未能为社会普遍接受。传统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政府行为和贪欲一起时时在谋求和侵害商人的利益。官吏的勒索、矿监税使的掠夺，使商人们对保有财富方面怀有恐惧，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在封建特权膨胀的时候，不堪一击。当新的经济因素未居主导，而旧的统治秩序仍强大的情况下，启蒙学者倡导认同私有财产，可以看作是市民阶层兴起后对经济权利的要求在学术上的反映。
最后，市民阶层兴起促使俗文学的发展。大夫文人长期盘桓于都会市廛，混杂于市井众生之间。久之耳闻目染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渐渐与市民阶层有更大的接近。这一时期俗文学的创作达到了高峰，说明了知识分子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市民阶层，了解市井百姓的生活状况，生活情趣，熟悉大众的语言，甚至商业行情。他们创作的文学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如这一时期的《三言》、《二拍》等都极力展现了市井的风情，繁盛的城镇景观，商贾们走南闯北的贸易活动。当时社会的生产情况逼真地形诸笔墨，构成一幅晚明的社会世情画像。小说往往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一一展现出来的各色人物集中反映晚明之际，封建传统农业经济与新兴商品经济矛盾冲突的现实。在这些小说中，人物性格更加张扬，对人欲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在文学作品中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宣扬尘世利益和现世享受的主题共同汇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启蒙的洪流。
小结
十七世纪，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最高峰，新的经济因素迅速增长，随着商品经济渗透到城乡，城镇大量兴起。城镇中以商人、作坊主、手工工匠及城市贫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形成一只新兴的社会力量。然而中国毕竟没能在新的经济道路上充分发展；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沉睡的中国。这里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一句话作一解释“其中最离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效的作业”。
作品相关资料 岭南三忠之陈子壮传
今天看了jackhome大大的建议。柳丁觉得受益非浅。关于近代军队柳丁也查过资料。所以在一开始的建设中就让孙露统一的计量单位。订立了炮兵专用的规则条例。炮兵应该没问题的。现在义勇军装备的火枪是射程远的线膛前装枪。不过柳丁打算以后升级为单发后装枪。至于骑兵问题。柳丁也一直很头痛。这可是南方军队的一大弱点啊。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还有对于大大关于改革要在基本和平安定的时代进行的提议。柳丁有自己的想法。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每次都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可每次都没成功。所以柳丁觉得“要革命不流血怎么行！”J
对不起，一不小心删了大大的最后一张帖子。不过柳丁已经保留了。会在12月份的回复中回复大大的。嘻嘻，今天偷个懒上传一篇资料。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沙贝村（今属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村）人，生于公元1596年，罹难于1647年，享年51岁。
子壮少聪颖，是“七岁能文”的神童。有一年中秋佳节看不见月光，一位在陈家赴宴的嘉宾颇感遗憾，便信口吟两句古诗：“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银灯照碧波”。年仅七岁的陈子壮听罢，即随口应句：“待我明年游上苑，探花因便问嫦娥”。诗句一落，赢得满堂喝采赞叹。更为巧合的是，时隔16年后，陈子壮果然高中探花，成为岭南传诵一时的佳话。
陈子壮生性耿直。那时奸贼魏忠贤等把持朝政，曾想笼络他，要他写“元勋”二字送给魏；陈对此极为反感，不写。一次典试，他还撰文揭露和论述历代宦官之祸，进呈给皇帝，因此，陈子壮与父亲同时被削职归里，居于广州的盐仓街。魏忠贤集团垮台后，他才得复出，任职礼部右侍郎。但因抨击时弊，不合崇祯心意，再度罢官，隐居在白云山云淙别墅，在城南重兴南园诗社，与“牡丹状元”黎遂球、南园后五子欧主遇、女歌人张乔等，在抗风轩内常举行文酒之会，至感国事日非，痛心报国无门。
不久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先后分立的南明政权均被各个击破。隆武二年（1646年），广州城陷，陈子壮和弟弟陈子升毁家纾难，捐资募兵，在南海九江举旗誓师，南明永历帝授他以东阁大学士，封兵、礼二部尚书的官职，领上方宝剑，总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他和陈邦彦、张家玉等义军，在广州城郊、增城、清远、高明一带互为犄角，狙击清军。后来这三人被人称为“岭南三忠”。他们又会集舟师六千余乘战船进攻广州，可惜因城中内应失误，谋泄事败。这一仗，陈子壮的大儿子壮烈捐躯。最后，在高明县三洲的保卫战中，因清兵掘地道偷袭城池，兵败被俘。
清廷鹰犬两广总督佟养甲以杀害陈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陈子壮却宁死不屈，说道：“权操手，不在子壮”。佟养甲逼降不成，老羞成怒，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将陈子壮处以惨无人道的“锯刑”，即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但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据说，这时陈子壮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行刑时，佟养甲“遍召广州诸绅，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凶恶地问道：“诸公畏否？”可是陈子壮依然骂不绝口。
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曾据此典故编成大型历史粤剧，名叫《血染越王台》，各地纷纷上演，社会影响颇大。近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在沙贝村陈家祠建立陈子壮纪念馆，作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以纪念陈子壮的业绩。
作品相关资料 红溪惨案
呜呜~~~~早上一来看见各位大大如此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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