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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近代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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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还不知道,你已经有所准备;别人只听说名称,你却了解详细内容;别人还在摸索中前进,你却能够得到专业的培训;别人需要靠自己,你却有组织支持……
这,才是最大的优势。
国防军每攻克一地,民主党就迅速组织起来,宣传落实各项政策,解答相关的问题。并代表当地民众,与国防军,或行政官员,就某些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涉。既有力的推动政策的落实,同时也提高了本身的声誉。
然,民主党在北方基础薄弱,对新成员的审核又严格。远不能与国民党兼收并蓄,大肆收人,相比较。
1919年3月,国民党在北方几省的重新选举中,大获全胜,获得231席,民主党则获得97席。
不过,民主党仍获得参众两院870议席中的481席。其中,众议员339席,参议员142席,均为半数以上。而国民党则获得327席,其中,众议员242席,参议员85席,为国会第二大党。
国会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制定《宪法》。在此之前,国会还需要确定中国的首都。虽然,民主党为国会第一大党,在我的建议下,却还只是提议案:“先将国会迁移到安庆办公,各位议员了解具体情况后,以确定中国的首都”。
在北方各省重新选举前,安庆已经开始了国会大楼的建设。国会被建在安庆新城区,东南方的一座无名小山下,交通方便,距离军政府也不远,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议员们对国会大楼的巧妙设计,精心装饰,方便交通和优美环境,都很满意。
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国会通过第190019号决议案,将安庆定为中国的首都。
会议中,有议员提出异议,认为安庆的历史意义不够深远,不如南京和北平。列席会议的我,解释道:“从地缘的角度讲,中国东方是日本,北方是俄罗斯。日本的海军实力,在很长时期内——可能要20年。都不是中国海军所能比拟的。一旦建都南京,会给中国海军作战带来很大压力。俄罗斯是老牌列强,也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北平距离俄罗斯过近,也不是很适合。在战时,一个稳定有效工作着的首都,想必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明朝建都北平,是为国戍边。在实战中,效果并不显著。
现在,津浦路、中东路的复线建设工作,都在进行中。张(家口)库(伦)乌(苏雅里台)科(布多)铁路,也已经完成了勘测工作,开始施工了。待这些重轨铁路建成通车后,国防军的增援部队,在一周内,可以到达北方的任何地方。再建都北平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宪法》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定中国以后的规则,我也为了通过符合我愿望的《宪法》,而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首先,我需要统一民主党内部的思想。
这倒问题不大。
我白手起家,在安徽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富民强兵。随着国防军百战百胜,我在民主党,在联省,在中国,都拥有崇高的威望。在中日,中美条约缔结后,我的威望更是达到了顶峰。只要我不过分的倒行逆施,基本不会遭到激烈的抵抗。说句夸张的话,如果我想当皇帝,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民主党是我一手创建的,其内部,还没有能够威胁,或者说,动摇我地位的人。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理事,王博文是最有机会的人。但是,民主党的制度是我制定的,宽松、公开、透明程度都很高。王博文执行起来,受到很多的监督。如果他公平,只能慢慢累积;如果有不公平不妥当的行为,他就会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评。不过,王博文干的不错,要不然,也不会从秘书长,晋升为常务理事。
而且,民主党高层都知道,我不会亏待跟着我的人。像原安徽新军出身的,蒋百里等人都已经身家数百万,就算最普通的士兵,也有个几万元了。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党内部的团结,是毋须担心的。
所以,在会议中,提出我的想法后,大家略一讨论也就通过了。大半时间,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完善这个想法,并使它在国会顺利通过。
因为忙于选举,以及国会的筹建工作,大家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聚在一起了。近来的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我的总统是跑不掉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也必然会被民主党收入囊中。故而,大家一见面,就喜气洋洋地互相恭喜、涵喧了半天。
待众人坐定,我开始介绍了我的想法——“总统制”。
总统制,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内阁制,特点是其政府首脑的权力来自议会(即国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国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长赢得国会的信任投票。政府首脑往往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总统制与内阁制,区别主要有两点:议会是否有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是否对议会负责,能否解散议会。前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总统制由总统组织内阁,议会无权组织政府;政府只对总统负责,总统不能够解散议会。而后者的答案,恰恰相反。
“……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的富强,炎黄的复兴,民主只是个手段。
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稳定的重要性,是排在首位的。
只有稳定的局势,才有可能发展建设。
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效果不是很好,短暂的几年间,内阁就更换了六七次之多。不要说建设,连一个长期的施政纲领都没有。
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
……
内阁制在形势剧烈变化的危机关头,很难保持一贯的稳定,容易在短期内,形成多次倒阁。使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容易导致战乱的发生。而且,党派席位的转变期间较短,总理的权力受到的限制多,政策影响因素多,效率也就差一些儿。
……”
在我发言结束后,张骞很快提出了问题,“话是如此,但内阁制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到时候,支持的人也不会少。”
我慢慢的说:“自古以来,君臣间善始善终的,并不多见。舌头还有碰到牙的时候,两者的意见不一致,是很平常的事,闹矛盾也就难免。再说实际点儿。皇帝的地位稳固,不会动摇,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总统是有任期的,心甘情愿的作为象征,不表示意见,不想发挥作用的总统,恐怕是罕有。所以,两者的矛盾,只会比君臣多,也就更不稳定。”
武炎康从另一方面,提出了疑问,“会不会有人,以中国缺乏民主传统为由,提出更适合限制当政着权力的内阁制?”
我想了想,答道:“我倒觉得恰恰相反。两种制度相比较,总统制责权分明,容易掌握分寸;而内阁制则需要相对成熟的党派制度,对选民的教育程度等要求更高。正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和基础,才更不适合内阁制。
而且,就效率和稳定而言,两者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我想,答案毋须说。
民主是潮流,只要民主深入人心,就终究会有实现的时候。然,国家发展的时机,却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更倾向于,选择权力集中的总统制。
再说,有什么比全民选举,选择的总统,更具有民主性。”
……
8月3日,在民主党大力支持,国民党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国会经辩论,通过了第190023号决议案,决定中国实行内阁制。
呃,是的,是内阁制,不是总统制。我的理想是总统制,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往往是令人惊讶的。
我们几个理事将总统制,讨论的差不多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提出了任期问题。总统制是有期限的,一个人通常只能担任两届总统,也就是十年——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政治惯例。然后,基本就从政坛上消失了,影响力是一方面,却不能够再次执政了。
这么实际的问题,一经提出,我们都有点儿傻眼了。大家相处多年,少的也有七、八年了,都知道我闲不住。如果我像张骞一样年过耳顺,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还这么年轻,十年后,也不过是中年,到时候就退休,怎么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且,拥有崇高威望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不必说明,也无法明说的。
于是,大家想了许多办法。延长任期,PASS——延长一年半载,毫无意义,再长就不如改成终身制,那就直接称帝算了;增加当选次数,PASS——理由同上;推迟选举,PASS——用什么理由呢?别想把人都当傻瓜;法无明文,就当其不存在,PASS——理由同上……到了最后。我们不禁开玩笑说,直接称帝得了。
老实说,这屋里面最赞同民主的,应该就是我了。毕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独裁者的地位,也许好看,其实是极其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是身死族灭的下场。以董氏目前的情况来看,独裁实在不是好选择。
在财富上,董氏(中国)已经是中国首富,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而董氏(美国)的财富更在中国部分之上。中国在欧战中的总收益,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数字出来,但几十亿美元还是有的。而董氏(美国)承揽了中国的大半对外贸易和运输业务,又在欧洲趁火打劫,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获利之巨,并不亚于中国,自然也就混的风生水起了。董氏(美国)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大财团之一了。毫不夸张地说,董氏富可敌国——这个“国”,就是中国的国。
在政治上,国防军是我一手创建的,民主党是我带头组织的,整个政府是我亲自打造的……董氏,就是中国第一家族。相对皇帝而言,享其利而少其弊——连三妻四妾都是合法的。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也是最符合我个人利益的制度了——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我都希望维持秩序,保持稳定,把中国做大做强。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开始讨论内阁制。内阁制不限制任期,只要政党大选获胜,获得席位超过半数,我就可以一直干下去。虽然内阁权利受限制,不过考虑到其中的好处,我还是决定忍了。
这无关民主与否,此事关系到我的根本利益。而在座各位的利益,与我的利益,深刻的联系在一起。我获得持久而稳固的利益,才能保证其他人获得相应的利益。早上一百年,黄袍加身,是唯一的结果。而今,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国家,没有人会强求。然而,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个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故而,在实施民主的大前提下,其它一切,都可以因需要而改变,这是心照不宣的。
所以,我们讨论的话题,从总统制的优势,毫不犹豫,没有缓冲,直接转换成内阁制的益处。我们这回,就只说内阁制的优点了。大家说来说去,越来越感觉内阁制优点多多,大有‘中国非内阁制不可’的架势^…^。
然后,就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内阁制了。
……
这天,我们讨论到很晚。
国民党半推半就,也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就是宋教仁。如果施行内阁制的话,国民党一定选不过民主党。但是,如果施行总统制的话,凭宋本人的魅力,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一点儿机会也没有。所以,国民党内部,也有所争议。
其实,国民党同意与否,并不是很重要。民主党占据了国会大半席位,在参众两院都占据压倒性优势,轻易就主宰了决议案。[·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国民党议员提议,总理与内阁成员应为议员。这样一来,我没有议员的身份,就只能作为空头大总统了。这样不怀好意的提议,自然被否决了。决议案没有规定总理与内阁成员需要议员身份。只是规定,议员的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一选区只选一席,并采多数决的选举制度。总理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成员由总理提名,国会通过。
此外,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国会还通过了国旗、国歌、海军旗和陆军旗。其中,国旗为:上红下黄各半的底色,图案为一条飞舞的金色巨龙,龙身之上有二十六片完整的金鳞,代表了中国的二十六省,都是炎黄子孙,龙的子孙;在金龙的周围用丝丝白云,使金龙与黄底区分开来,整个云龙图案恰似中国地图。
国歌是杨度作词作曲的《中华》。海军旗是白底的青龙旗。陆军旗是黄底的有翼白虎旗。
这些东西算是我个人的意见吧,主要是我一力支持。我对理事们解释说:“今后,我们会全力向西方学习,必然会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所以,在可以的时候,就多保留一点儿,我们的传统吧!”然后,各理事无可无不可答应了,他们大概把这当成是,我在国外长大形成的怪癖,加以包容了。在民主党的推动下,最后都在国会通过了。
通过后,很多新潮的议员说,外国人看不懂,说“长四脚的蛇,感觉怪模怪样的”。我就温和地批评他们,“为何在汉唐的时候,外国人一看就懂了,觉得威风凛凛?还不是我们不够强大,我们落后了。就算放上一堆星星,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外国人该瞧不起你,还是瞧不起你。所以,有时间讨论这些,不如想办法把中国建设的更好些儿。那时候,随便用什么图案,别人都会觉得美了。”
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过,他们也不会和我争执,声望高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还有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像满清的龙旗什么的。然后,被我大批一顿,“数祖忘典,这是黄帝制定的,跟满清什么关系?不学无术!”
后来,我还设法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合流——以孟子的“夫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和“人之初,性本恶”作为基础,来阐述现代西方的思想内涵,在严复、戴季陶、胡适、王国维等人的支持下,重新认识儒家思想,使之人性化,被称之为“新儒家”。
“新儒家”重新认识了“中庸之道”和“仁义”。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民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钱有势的人,虽然少,影响却大;穷困的普通人,数量多影响却小。故国家政策常倾向于富者,然长久如此,不满者日众,终不利于国,也就是说,不利于所有人。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应当保护弱者。并提出了发展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天下”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执掌国政,变须以天下人,即国民利益为先。也就是说,“仁义”是对国民而言的。对外国讲“仁义”,不能够损害国家、国民之利益。否则,无异于以公共利益,博取个人名誉。所以,推崇“国与国之间唯有利益”。
……
这些言论一现世,就引起极大争议。刚刚平息了“清史”之争,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新儒家”之争。后者在当时的远不如前者,引人瞩目,然影响更为深远。
批评者说,“这不过是把现代西方的思想,用古人的话,加以阐述”。还有守旧者指责“新儒家”,篡改歪曲圣人言论。我一概不加理会,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如笔名为“类田鸡”的后世学者王某某的评论——“‘新儒家’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西方思想,却获得了传统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国学最大限度被继承,也促进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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