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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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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他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陆相通起来。单是与理学做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为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仅停留在言辞之间的辩论，对自身心体的养育有害无益。他说，常在过上用功就是在补瓦盆，必然流于文过饰非。为求胜而争论是不善与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于养心的人，是要让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着的状态。
“通”表现为敢于与诸派求同。他敢于说佛教、道教均与圣道无大异，均于大道无妨。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晚年。敢于去统一别的主义是他成大气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说，世上的儒者不见圣学之全，不知把三间房都为我用，见佛教割左边一间，见道教割右边一间，是举一废百。他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所用，是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儒家同门的理学，过去的矛盾不亚于与释道二氏，现在，他也将他们调和到一条跑道上了：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这样，和则两美，同生共长。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敢于打乱仗，有信心在乱中取胜。不搞白衣秀才王伦式的关门主义。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这一代人也熬到了说话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为南京的官是摆设，他的朋友湛甘泉、黄绾跟冢宰即吏部尚书杨一清说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验封司，虽然还是个主事，但吏部好于刑部，最关键的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早晚切磋、随时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闲，王也是闲差，经常聚为小沙龙。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公修日，他们便相聚讲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讲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并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讲特讲的气势。
四十而不惑，他终于四十以后才明白－－通天彻地的明白了。又经历发配边陲的、难说汉语的岁月。他现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隐居深山修练成了的大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会肤浅的去招摇，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讲他已悟出的圣学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觉。
而且身体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是否暗中觉得自己这一生差不多了呢？
这些俗人的感觉他不会没有，但也不会太多。除了他已有圣贤气象以外，还因为他一直有的仙风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讲学与游悠山水，北京没有什么佳丽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写点“顿息尘寰念”之类的高蹈诗。但这只是一种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场的心气，使他有成圣成雄的双重压力。如今鬓已星星也，却还看不见现实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对自己承认“久落泥涂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现状只是“窃禄”而已，治理庐陵一个小县对他的才华是个玩笑。当朝文武尽管各有所长，比较活跃，但让他“独服”的几乎没有。但不入任何帮派，任何势力得势，也想不到提拨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当成熟，官场相当拥挤，没有人在最高层给你说话，千里马也只得拉驴车。阳明一生两次大功，一是靠王琼举荐平宁王叛乱，一是靠他的学生和同事方献夫推荐平思、田民变。阳明的气质秉性似乎不可能“挤”入宰辅行列，只能被动的等别人使唤。这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自己能获得的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于是他只有大讲其学。再说，他刚上来，只是复苏、稍起，排不到前边来。
讲学也能讲出机会来。
方献夫，本来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热衷文学－－就是喜欢词章之道。那时，他与阳明没什么关系，用阳明夸张的话说“若冰炭焉”。后来，方热衷于讲说，就是在沙龙中讲学论道、辨析义理。这时，与阳明是“违合者半”，就是意见或同或异。这时，方还不可能也没有提出拜师的要求。经在一起讲论，方慨然有志于圣人之道，超越了口给舌辩的表面化爱好阶段，进入了真信诚服的内在化阶段。这才沛然与阳明同趣，并能超越世俗观念，在阳明面前自称门生，恭恭敬敬。因有这种深层次的相契，后来才在上层深深的替老师出死力气。
眼下，方献夫因找到了圣人之道，遂毅然辞职，退隐于西樵山中以成其志。
像方献夫这样的在明代虽非绝无仅有，但也着实难得。阳明着眼点也与众不同，他说献夫之所以能脱出世俗之见，是因为他能做到“超然于无我”！从这种活生生的真人实例中更能理解王的“无我”是个什么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无大有”，类似释家那个“大空妙有”。先无我才能真有我。无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无”的境界只能通过去蔽、减去习得的经验界的杂质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体就是这种本来无一物的纯粹“物自体”（仿康德术语）。
方献夫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次“飞跃”，靠的是“无我之勇”。对于这种善变而非恶变，从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气势美的学生，阳明发自内心的为之广而告之：
圣人之学，以无为本，而勇以成之。
１０．说不可说
阳明热心布道，举办沙龙，与湛、黄等人密切过从，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虽然讲学成风，但在京城、在官场中，像他们这样近于痴迷的以讲学为事业的，还是非常“个别”。阳明成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连湛甘泉这样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为多言人。而湛又批评王太多言。
没办法，不讲学，圣学不明；讲学，就得说话。他们唯一能够给人类做贡献的就是个讲学。再说，他们讲学，又不干预现实，更不会危害皇权。他们尽讲些羲皇上古、纯粹心本体之类的话头，不是比那些专意勾心斗角的派别活动更有利于现行统治么？但是那些人反过来指责他们多言。
至少表面上不太在意别人的臧否的阳明，也不得不找适当的方式顺便为自己辩解几句了。
他的朋友王尧卿当了三个月的谏官，便以病为由，辞职回家了。有交谊的纷纷赠言，但尧卿还是要他写一篇。谏官本是言官，是职业多言派。所以，他带着牢骚说：“甚哉！我党之多言也。”然后说，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学术不明以来，人们以名为实。所谓务实者，只是在务名罢了。阳明说，我讨厌多言。多言者，必是气浮、外夸者。据阳明的观察：
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
人们都夸奖尧卿及他这种选择，但阳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喜于一节者，不足进全德之地；求免于常人的议论，难进于圣贤之途。
是的，单求无言免祸，结局必然是一事无成。这个王尧卿就不见经传。
责备阳明多言的湛甘泉，在当时上等华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阳明低，最后官做到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活的年龄几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岁寿终正寝。然而他的影响和贡献都不如阳明大。尽管他的理论有的地方比王学纯正。就因为在讲学上多言上，他不如王卖力气。
但是当时也有人说湛多言的。阳明在猴年即送完尧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时也为他写了一篇“序”，为人们说湛多言和近禅而辩解：用多言怪罪他是无济于事的，他是个罕见的圣人之徒；真正的禅尚不多见，何况他是个真圣人之徒。
他另一个朋友王纯甫到南京当学道，这又是一个要说话的差使。教无定法，人人素质不一。怎么办？阳明说：“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归于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则失之于支离，或打了滑车。太少了，又会流于狭隘。从无定中找出定来，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为阳明是个口舌辨给之徒，那就错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说。但他的确是反对、憎恶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却不得已总在辨。他真心呼唤人们建立起“自得”意识，不要打水漂，不要为外在的东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营养都用来培养心体这个大树之根。
他现在的官衔是验封司主事，所以人们俗称“王司封”、他也自称“司封王某”。《别张常甫序》的开头就是司封王某曰，他问张：文词亮丽、论辨滔滔、博览群书，自以为博，算真正的好学么？张说，不算。
他又问：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动必果，谈说仁义，以为是在实践圣学，算数么？
张说：不算。
他接着逼问：恬淡其心，专一其气，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为是在静修圣学，这样做对么？
张沉吟良久，按说应该说对了，但王的意思显然还是不对、不够。张说，我知道了。
王说，那好，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为总认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现在的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时候了「这是“很难真知道”的宛转说法」。事实上，道有本而学有要，是非之间、义利之间的界线是既精确又微妙的。我上面说的那些是为了引发你深入思考。
也的确发人深省。平常的见识，总以为那种静修的做法是入道得体的修为了。其实， 那才是小学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回来，离正确的标准还有更难达到的距离。而且跑偏到喜静厌动、一事不为，就成了坐枯禅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个志高而气豪、志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当顺利，但他忽然说自己太躁进了，觉得还没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于是转向为己之学，反省自己气质上的偏颇，尽随意说些现成话，遂给自己起了一个“默斋”的室号，以矫正自己太随便的毛病。阳明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斋说》，奇Qisuu書网他说：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里知道什么沉默之道？
他先说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气浮，一是志轻。气浮的人热衷于外在的炫耀，志轻的人容易自满松心。但是，沉默包含着四种危险。如果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细，故做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贼”。
据说，不叫的狗才咬人，发阴的人不好相处。心学搞“阳谋”，憎恶阴谋。
看来，多言与寡言不能定高下，这只是个外表，内在的诚伪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变而僵化，有的人因善变而有始无终。关键看你往哪里变、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是个怎样变的问题。
阳明的朋友、学生方献夫就因有“无我之勇”，而入道如箭。无我才能成“自得”之学，修圣学须无我、自得－－心学辩证法就是如此。
阳明的无我，像胡塞尔“悬隔法”，把来自经验界的东西甩开，首当其冲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队伍中流行的、他认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学甩开。他在猴年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准确的阐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别流行朱学的原因。而且下笔就是一扫千年－－自颜回死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传给了孟子。又空白了两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续上孟子的传统。但是，「他没明点朱子的名，却分明指的是朱子」紧接着便出现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学的活动中遮蔽了圣道：“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这给后来李贽他们批判假道学定下了基调。
阳明的自得，是自身拥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伦理学知识。他用愤激的语调说：今世学者都号称宗孔孟，骂杨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圣学已大明于天下。但我仔细观察，不但见不到圣人，连做到墨子之兼爱的、杨朱之为我的也没有。更没有能做到道家那种清静自守、佛门那种究心性命的！杨、墨、佛、道还能讲究“自得”，有内在的修持，能养育内在的境界。而那些号称圣学正宗的人却只是在做学问、混饭吃！这都是记诵辞章这种通行做法给搞糟的。他们的“成功”世人告诉仁义不可学、性命不必修行。
他们做外缘功夫，本是缘木求鱼的活计，却攫取了现实荣华，自然觉得内缘的自得之学是徒劳无益的了。用孟子的话说，他们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学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个人爱好一类的事情，难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缘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归拢到“致良知”正轨上来。
１１．反身而诚
猴年（１５１２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个好同志黄绾也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去专门修练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这只是脱产进修，并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当隐士去的。这自然不用多加理会。精于识人的阳明也无法看清他死后黄绾会怎么变化。现在，他对黄是大动感情，他死后，黄也对他极仗义。黄对别人“反复”“倾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用西方谚语说是“搞政治的人无良知可言”。王阳明总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虽不像老式儒者那么把政治伦理化，还是想在灵魂深处打通它们，但是很难，所以才有破心中贼难的浩叹。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绝对纯粹的，他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写的“哲”情并茂，却有为黄粉饰处，黄本是恩荫入世，是拣了便宜，王却说他比自己高明，自幼就放弃了举子业、厉志于圣贤之学。若大多数人能恩荫为官，谁还去死啃举子业？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侠气，美化朋友是应尽的义务。他与黄的感情深于湛，与湛是平行的朋友，与黄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黄也是有些侠气的人物，不忍与师别却需要老师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有点心学的火候了。
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负积累、负增长。黄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去做，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黄深以为是，总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有了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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