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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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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说他在私意萌动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立即克服。阳明说，你那个知得，“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的工夫。”
学生问：“‘思无邪’一言，如何盖得三百篇之意？”阳明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这种纯洁思想的努力，是种宗教化的独断论话语。
问：道心人心。他说：“‘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但是人心又必须活泼泼的，不活泼的心便是死心了。大热天，他拿着扇子，也让学生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譬如他跟学生这样讲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是集义，所行都合义理，此心自然无可动处。告子只要此心不动，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而阻挠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欠；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
心学的思维方法就是领会感受法，譬如一个学生觉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这已经是发挥性的理解了，阳明还要再度发挥：“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不但要与天地一体，还得时时与天地一体。一旦不一体了，便又回到了凡俗世界。
所谓做功夫，或者说学问功夫，就是为了脱俗谛之桎刳，“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有生死念头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
过得了生死关，才算修行成了。也就算从自负其尸、虽生犹死的行列超度出来。找到了日子值得一过的支撑点，差不多等于起死回生了。这也就是成仁成圣了吧？至少可以算个一般形容词意味上的“志士仁人”了。
有个学生问他《论语》中的“志士仁人”章的义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与此等处看得明白。”
一个刚到不久的学生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革，扫除廓清，恐是挖肉做疮否？”
阳明“正色”说道：“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那个学生惭愧无地。过了片刻，阳明说：“此量非你事，必吾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引文均见《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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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自我担当 乐以忘忧
时光荏冉，到了嘉靖二年，他除了讲学就是亲近自然，陶然忘机，泰然自处，已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了。
对学生，他是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需要鼓励，就发起他的自信。他的基本教学原则是：“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那个狂简的王艮，出游回来，阳明问他何所见？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另一个出游归，跟老师说：“今日见一异事。”王问：“何异？”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问同答异，针对各个人的不同的坎儿“反其言而进之”，这才是单兵教练的素质教育。与苏格拉底的街头对话，佛陀的菩提树下谈心，大约相去不太远。他是在模仿孔子。
他的学生应试回来，沿途宣讲老师的哲学，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阳明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他还有个危险的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导致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大众哲学。类似的话阳明也说过，但语义不同。王艮的平民宗教瓦解了心学的天理界限，王艮的泰州学派大昌，阳明的心学遂亡。
山阴县西六十五里有一个牛头山，阳明将它改名为浮峰，邹守益从江西来问学，走时，阳明送他到这里，还写了诗：《再游浮峰次韵》《夜宿浮峰次谦之韵》。邹走后，阳明与别的学生在延寿寺秉烛夜坐。阳明大概觉得这也许是永别了，慨叹怅惘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这对于主张“学务无情”的他来说，有些破格，所以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思念邹？他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这个邹守益「字谦之」的确很好地保持儒家及王门的传统，创新的力度不大，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王门的嫡派亲传。这个邹，两年后贬官为广德州通判，他在广德州建立复古书院，广集生徒。嘉靖六年请可先生文集，阳明很放心的交付他，还很精心的编定了年月，嘱咐纯按时间先后排，不能以文辞分类，明道而已，不能混同世俗的繁文盛而实意衰的做法。阳明编自己的文集也要学孔子删述六经的手段。
阳明也有教育失败的时候。这个点传师碰上没有内因的顽固汉也是一筹莫展。有一次他送走两三老头，退坐中轩，若有忧色。钱德洪赶紧过来问讯，王说，方圆凿枘，格格不入，圣道本来坦易，世上的俗儒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场中而不悔，我不知怎么说好啊。钱德洪很感动，退下来对同学说：“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 从今年开始他空前的忙了起来，因为开始有大批的学生从江左江右、山南海北而来，把古越城区的寺院都住满了，如天妃、光相等地数十人挤在一屋，夜无卧处，轮换着躺一会儿。在南镇、禹穴、阳明洞一带到处都是来求学的同志。阳明每开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数百人。每次讲完，学生无不跳跃称快。可以想象那肯定是盛大的音乐会、解渴的哲理诗朗诵会的效果。因为心学本是诗学，阳明又通达无碍，机锋犀利，还有诚挚感人的气度，都会融化成一种教堂唱诗班的气氛。陆九渊讲义利之辨，能把朱熹讲哭了。阳明的本事又远远大于陆，他能把来问学的人讲得忘乎所以是理固宜然、题中应有之事。阳明就是单作为一个教育家，也已在教育史上占了醒目的一页，现在已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专书在详细阐发他的教育学。
当时，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送往迎来，月无虚日。有许多到了一年多了，阳明还记不上名字的。每当临别的时候，阳明常感慨的说：“君等离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传习录》下」
他讲学的辉煌期终于到来。他的文章事功在传播缓慢的古代也终于传播开来。他本人的水平也在日进日新，现在已臻达“感召之机申变无方”的化境。每个来求学的人都是广告，所以雪球越滚越大。他的大弟子也有独立办学的了，对扩大王学的影响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官方的批判也是一种大力宣传。南宫试士以心学为问，阳明就相当高兴：这回穷乡深谷也知道我的学说了。我若错了，必有起而求真者。
其实官方的压抑并不多么严重，心学人士爱小题大作、自我重要。那个王门弟子说“我不能昧我的良知而媚时好”，不答而出，自然考不上。而欧阳德、魏良弼直接阐发老师的思想也居然高中。说明并非全体在位的都以王学为敌。
阳明指引的成圣之路决不是苦行之路，他有个口头语：“常快活便是功夫”。还爱说“胜得容易，便是大贤。”他对作为“六经”之一的乐，推崇备至，他决不象卢梭那样反对演戏，他甚至认为“今之戏子，尚与古乐相近。”他说：“《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对于“诗言志”这样的老话题，他解释为“志便是乐的本”。
今年，他写信给黄勉之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忻合和畅，原无间隔。．．．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刘宗周、黄宗羲一脉正是以此为基本路线的」。良知即是乐之本体。”这样，致良知就变成找大快乐，让生命变成欣悦的灵魂课程。 要想找到良知，不能假借外物，也不能把外物当目标，也不能有任何主观的成见，这些经验性的伪道理正是致良知的最大障碍。就找快乐而言，也是少一种毛病就多一分快乐。据阳明说，人最大的毛病是一“傲”。好高不能忘己是众病痛的根源。
他还是最关心道德表现，他给儿子正宪写扇面告诫他力去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他不敢说为君而傲如何，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专制君主天然大傲，把天下人都变成了奴才。王比龚自珍保守多了。这无须深论。关键的是，王说只一傲字，便能结果了一生。而致良知的工夫是要求“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心即理的秘密盖在于，心本是清明无我的。后来习染成有，便功利机诈，不得安泰，不得快乐了。
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这个辩证的通道包括两个支点。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小我与族类大我融为一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界是大家的，同生共长，与别人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纯是良性循环。二是，“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同隳堕断灭之中。”「《书王嘉秀请益卷》」也就是说，一是使我大起来，这叫扩充法；一是使我小至于无，这叫做克服法。核心的出发点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担当的是这个，快乐的根源也只是符合了这个人性的目的论。
阳明在给黄宗贤的信中说的很明白：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在追求人性复归这一点上，德国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最容易与中国的思想家说到一块去。
阳明简易直接的心学，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化约为三字真经：致良知。
嘉靖四年已酉，他给学生魏师孟写扇面，几笔就勾勒出心学的方程式：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 ；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 ，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 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第十二回 通脱深美
１．狂者机趣
阳明贬低傲，却赞美狂，他现在已不会有浅层次的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狂和傲在他这里是不相连属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傲，是什么都不信，是可怜的自以为是；狂，是大信，信仰超迈现实的更高的价值世界。大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些嫉妒他的阁臣是傲，而他原先是狂，现在则连狂也超越了。他现在常爱标举的意象便是凤凰翔千仞之上，既是自期也是自诩。无论是什么，这个感觉都不坏。
他自知他的狂是他获谤遭忌的原因，但他反省到过去有乡愿的意思，也不能与官僚系统和谐，所以干脆来个直以良知而行，纵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但他总是不厌其地告诫学生必须“除却轻傲”。轻傲是狂的末路，是狂的堕落形态。狂，志存古道，是有理想的英雄主义。傲则是变态自尊，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邹守益自我总结获贬谪“只缘轻傲二字”，阳明马上鼓励他：“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
康德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么做。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要在行事时找到普遍的道德法则。但他知道依良知也依然不免受毁谤，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也免不了。因为“毁誉在外的，如何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也有轻官重道的人，绍兴知府南大吉，年岁地位都不轻了，近狂而不傲，听说了王学的宗旨，便来当门生。他性豪旷不拘小节，有悟性。一次，他反问王：“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说“何过？”大吉一一数落，王说“我言之矣”。
南问“何？”王说“我不言何以知之？”南说“良知”。王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几天，南又来忏悔，觉得自己的错误更多了。王说：“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正因为他忙于入圣，而疏漏了官场规则，考查时被人挑剔，但他给阳明的信只字不提这一套，还是请教如何自新。只以“不得为圣人为忧”。阳明大为感动，让学生传阅他的信，并在回信中相当全面的给他讲了良知的本性：
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浴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 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 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
总而言之，良知比上帝更万能，但王也说惟有有道之士，才能见良知本体。
这个南大吉成了王门的功臣，在本年即嘉靖三年，他开辟来稽山书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南让山阴县令“拓书院而一新之”，为了让老师来讲学，也为了尊经明道，南很快就王学化了，他认为：“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这年十月，南又辑录了老师的论学书两卷，与薛侃在赣州刻的三卷合成五卷本的《传习录》，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答聂豹「文蔚」》第一书。其实在封信对于已熟识王学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简练地概括了王的主要想法而已。王在结尾处说：现在“良朋日集，道义日新。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说明王的确很快乐，获大自在。
这个聂豹，《明史》说他是“倾狡之徒”。他是王在江西时，从远处遥望过大师一次，后来到山阴来问过学，但没有入王门。在阳明死后四年，他这个苏州知府，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应该归功于王学，才对着王的木牌，磕头拜师傅。他后来也成为王学后劲中的一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在王身后的势力。
还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民间诗人，来游会稽山水，听了阳明的讲座，就不走了，强拜阳明为师，他问的问题，颇好玩，如帮他弟弟贩粮食，陪了老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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