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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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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是在张元冲的船上辨论起来的，谁也说不服谁，就来找教主裁判。其实，所谓四有四无，是四个有或四个无，而不是有四个或无四个，有无所带的宾语只是善恶。所谓四个是指心、意、知、物。
已是夜晚，为阳明送行的客人刚刚散去，阳明即将入内室休息。仆人通报说王、钱二人在前庭候立，阳明就又出来，吩咐将酒桌摆到天泉桥上。
钱汇报了两人的主张、论辩的焦点。阳明大喜，正搔着了痒处，这种前沿问题才能激发他的灵感，才是“助我者”－－他曾说闻一知十的颜回反而不能帮助孔子。他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的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不太理解，请老师讲讲。阳明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殪气，何物不有？而何物能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力气？德洪工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
王畿也请老师再讲讲。其实从理论上他已获胜。他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取法太高，无法操作。阳明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阳明然后对两个人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一悟本体便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简易直截，更物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的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从有以还无，复归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对于他这晚年定论，他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发挥清楚，于是便接着说：
“汝中所见的四无说，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所见的四有说，是我这里接中根人、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必有失人八五八书房，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德洪须识汝中的本体，汝中须识德洪的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王畿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阳明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
过了一会儿，阳明接着说：“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纷扰，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的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
最后，他又再嘱咐一遍：“二君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泄漏。”
这场证道，有极可注意之点：１」阳明更衷情于“无”而非“有”，讲有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普度众生，有，是有限的，从而不能成为究竟话头。但凡人的工夫须从有起脚，凌空蹈虚，只是逃避现实、逃避自我。无，是本体的终极处；有，是工夫的实落处。也就是说，阳明的晚年定论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 ２」阳明学的最大的特点又是体用一元的。本体只是一种设定，工夫才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设定为无是为了追求无限、无限的追求，究其实质是一种摆脱异化的理论要求。
据黄绾后来对阳明的批评，阳明让他们看禅宗的宗经《坛经》、看道教的《悟真篇》后序，从中寻找“心源自在”的智慧，去练就一套实战性很强的艺术，什么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故能胜物而不伤。「《明道编》」阳明真正想做的是这种“达人”，如果这种达人能够精神不朽的话，那就是圣贤了吧。不可泄漏的天机正在于这种虚无而实用的生存技巧，不符合正宗儒门规矩。所谓的体用一元，在他这里就是，只有确立了“无”的本体地位，才能弘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空妙智。－－用阳明的术语说，这叫“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他的《答人问道诗》居然照抄大珠慧海禅师的语录，他多次表示佛徒出家、道士隐居都是著了相，有挂碍，真正的觉悟是不离世间觉，是在担水劈柴的日用工夫中体验妙道。
明白了这个内在的理路，就可以理解作为天泉证道的继续，以及阳明的学术遗嘱的“严滩问答”，居然是用佛教话语来一锤定音了。
阳明从越城出发，并不赶赴思田，他一路游玩，游吴山、月岩、钓台，在杭州一带盘桓到九月下旬，一路上随行人员都是学生，固定追随的至少有钱德洪、王畿两个“教授师”。阳明此行更象是巡视。他兴致很高，沿途有诗。
十月初，他们在严滩作了关于“究极之说”的结论。发起者还是王畿「龙溪」，他有点乘胜追击的意思，因为他自感已摸到了真谛。《传习录》、《讣告同门》都记载了这个“事件”，记录者均为钱德洪，他是较为被动的乙方，所以他的记录没有夸张：
先生起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 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说： “‘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 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 始信本体工夫合一。
心学必走上神秘。儒家那套术语表达不了高度机密的心理统觉。但有人据此攻击阳明为禅又是过甚其词了。阳明要表达的还是心学的方针，而不是佛教的命题。只是实和幻是佛教的原标准，实相是真际，幻相是失实、不实的假相。问题在于前后的两个有心、无心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两句有心、无心是指在为善去恶方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立场－－是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补充规定；后两句的有心、无心则是有意消解一下，不能僵持有心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无”的智慧。
这个有无之辨是高度辩证的。从运思方式上说是佛教的，如神会和尚说的：“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真空，空而不无即妙有”「《显宗记》」。阳明的心本体虽说是无善无恶的，但必须用有心的态度来坚持这一点。这就是王畿所理解的从本体说工夫，还是工夫论。后两句虽是工夫上说本体，还是本体论。车轱辘话只表明它们是一体的。－－这就是阳明一再说的本体工夫一体论。区别只是就某个侧面而言。－－钱德洪后来数年用功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简单的说，严滩问答的结论就是本体工夫都是有无合一的。将天泉证道的四句教简捷的一元化起来了。心学体系到达了最完美最单纯的抽象，阳明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式。
第十四回 迷悟由人
１．文明原有象
他走到哪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有一邦学生出迎，远送，他现在是受无数莘莘学子拥戴的教主了。其况味比发配龙场时有天壤之别了。比当年去江西剿匪也显得德高望重多了。就他能见到的景象而言，他现在走到了顶峰。不管此次出山，他情愿与否，在社会上，他重新工作了，便与赋闲意味不同。他心里也憋着这口气，关于平宸濠的议论还是个案子，许多跟从他的人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有的明升暗降，有的等于被废斥。跟着他干的除了伍文定，都没得了好结果。他屡次上疏，请求公平的安排这些人，都等于对大风说话。相对于那个平庸僵化的官僚网来说，他这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因有了拥戴者也就成了一派。而他的起伏也就关乎这一派的兴衰。生活在具体内容中的人，形而下的原因要比形而上的更有力度。
他把思田之乱，比成藓疥小病，其事至微浅，根本不值得他费神－－也因为他现在又上了一层楼，自觉地运用“无”的智慧来料理世事了。当初，江西的名士就嘲笑他为了剿几个小洞匪还天天练兵；宁王的谋士也因此而低估了他的本事。他过去有举轻若重的一面，或者说还不免有举轻若重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到了举重若轻的化境。
现在他一脑门子“学”，世事于他并不重要了－－因为他已在九天之上，人间的杂事均不在话下。只要此学大明，他自己觉得可以把这纷扰的人世间带到良知的理想国去。－－他不能亲眼看见这个景象了，便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导师”这个角色可以接通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是他最愿意搬演的形象。
在古越讲学的日子，是他最舒心的日子。现在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心学的光辉在普照。飘泊的感觉被普法的巡视感取代，一个凡人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是该欣慰的了。但他到了时不时的想落叶归根的年龄，这位古越阳明子还是情系古越。
他在越城讲学时，就盼着在一片湖海之交的地方卜居终老，只为眼前能常见浩荡。这次出来，偶然登上杭州城南的天真山，便象找到了家似的，心与山水一起明白起来了。天真山多奇岩古洞，俯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正是对他的心中想。随同老师登临的王畿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钱德洪自然懂得老师的心意，在富阳与老师分手后，便回去准备建立书院，盛赞天真之奇，当然正合阳明的意思。他写诗给两位高足，表示赞同：“文明原有象，卜居岂无缘？”但是，王、钱二人不久就进京去了，落实此事的是薛侃，只是未能成为阳明的居住地，成了纪念他的祠堂。他的大弟子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许多人都参与修建。这里成了王门的定期聚会讲论的据点。每年春秋两祭祀，每次一个月。
阳明过常山时写了一首名曰《长生》的诗，正是他们刚刚论述过的究竟话头在他生命意识上的凝结。“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正是说的必须无心，一有心便落入俗套。“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是说他根本既不信佛也不信道，不相信那些长生不死之术。他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哲学来超越：“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这是“无”的智慧带给他的受用。真心学是不怕死的，因为“乾坤由我在”，我是生命的主宰。他还说了一句犯忌讳的话“千圣皆过影”－－唯有“良知乃吾师”。
他路经江西－－这片使他辉煌起来的地方，也是一片王学繁荣昌盛、在阳明身后甚至比浙江还普及持久的心学基地。十月，他发舟广信「今上饶」，许多学生沿途求见，他答应回来时再见－－没想到没有“回来”。一个叫徐樾的学生，从贵溪追至余干，阳明让他上船。他在白鹿洞练习打坐，有了点禅定的意思，阳明一眼就看出来了。让他举示其心中的意境。他连举数种，阳明都说不对头，最后阳明告诉他，“此体岂有方所？譬如这个蜡烛，光无所不在，不可独以烛上为光。”阳明指着舟中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然后指着舟外的水面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徐樾领谢而别。
当阳明走到南浦时，父老军民顶香林立，填途塞巷，以至于不能通行。父老乡亲轮番为他抬轿推车，把他传递到都司。这里的百姓出于感激加敬佩，把他奉为神。阳明一入都司就赶紧接见父老乡亲，他坐在大厅里，百姓从东边入西边出，有的出来还进去，从前半晌开始一直到了中午才结束了这种独特的召见－－伟人接见群众只能如此，后来我们熟悉的接见方式也大凡如此。
阳明有《南浦道中》诗，说他重来南浦，还为当年的战事感到心惊。高兴的是那些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了，让人忧愁的是朝廷没有放宽对他们的税收。象我这样迂腐疏懒的人，居然受到百姓这样的欢迎，实在惭愧。
第二天，他去朝拜孔庙。正所谓群众拜伟人，伟人拜圣人。他在孔庙的明伦堂讲《大学》，不知道围了多少人，有许多人事实上什么也听不见，但机会难得，也为了感受这种气氛。这说明此时的王阳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已是相当大了。而且说实话，他影响最大的地方都在他亲身呆过的地方，一是江西，二是浙江，三是贵州。原因无非是古代的传播太有限，除了加入权力系统靠行政力量推行，就是靠直接影响。心学又是感性学，靠书本传播，脱离了感染“场”是难以领会其妙旨的，也就没有那麽大的感召力了。这三个省份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浙江虽富，在政治上并不引人瞩目，而且他的影响则集中在浙东山区，以绍兴、余姚为中心。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容易接受乌托邦性能的革命思想。那些既得利益者集中的京畿都会，不易受此煽动。后来的情形也依然沿此逻辑展开－－接受心学武装的以社会的中下层为主，一般的士子多于士大夫，尤为难能的是还有些目不识丁的灶丁「如王艮以及他的泰州学派所影响的劳工人众」小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是平民的宗教不算夸张。
他在孔庙讲学、听众如云的情形被人称为上古三代才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也鼓舞了教主的情绪。他一向所致力的就是广度众生，让圣学大明于天下。目前的情景是可喜的、感人的。讲学虽不是他的公职，确是他的天职。这个人从心眼里信服孟子的“天爵”“人爵”说，他是要天爵的，但也不是不要人爵，只是以修天爵为主罢了。
他到了吉安，便大会士友。在简陋的螺川驿站，给三百多人立着讲，讲得相当令人信服、相当实在。大意是：尧舜是生知安行的圣人，还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我们只是困勉的资质，却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
纯粹学理上的内容就没有新发明了。强调良知智慧无所不能，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妙道。但用它来文过饰非，便危害大矣！
临别再三嘱咐大家：“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这算是最后的公开讲学了，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此时，余姚的中天阁讲会照常进行，又有新生力量鼓舞其间而日新月不同。绍兴书院的同志们在王畿、钱德洪的振作接引、熏陶切磋、尽职尽责的管理下而蒸蒸日上。这是让阳明最欣慰无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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