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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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3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1937年11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10万双。
1938年3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30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50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恃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98、136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厅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字和文化技术干部4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眼、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8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在这里都得到了实行，成为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宝贵经验，造就的大批建设人才，对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坚强的抗日堡垒。由于边区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是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授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25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边区自卫军扩大到22。4万亲人。边区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走上抗日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但使具有陆空装备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突破边区河防，而且使匪特的捣乱破坏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未能得逞。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坚强抗战堡垒。
陕甘宁边区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边区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脱产人员不断增多，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停发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响，敌伪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而且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胜困难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尽了极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极为重视中国东北在其扩大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一、命令关东军出动部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立即于7月8日晨召开会议，判断“苏联因内部纠纷及干岔干事件＇1937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击沉苏军炮艇1艘，击伤1艘。＇的教训，目前北方可望平安无事。因此，应乘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称：“鉴于华北局势，已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主力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立即出动之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当时，关东军序列如下：
司令官：　植田谦吉上将
参谋长：　东条英机中将
第1师：　师长　河村恭辅中将
第2师：　师长　冈村宁次中将
第4师：　师长　松井命中将
第12师：　师长　山田乙三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旅长　酒井镐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11旅：旅长　铃木重康中将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骑兵第1旅，骑兵第4旅）
骑兵第3旅
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集团，系飞行师的前身，1937～1942。4。15以前称飞行集团，以后称飞行师。＇
7月8日20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衅，华北发生事端。对此，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和坚定的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关东军司令部对其管区以外的事项，独断发此声明，尚无前例。关东军在发表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情报科长宫永恭次上校、情报参谋田中隆吉中校飞往东京，要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敦促中央当机立断。日本驻朝鲜司令官小矾国昭中将也向参谋部报告说。“第20师之一部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当局利用这个时机“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日本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充分发挥它所占领的中国东北这个巨大战略基地的作用，迅速占领华北及征服中国，于7月11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经奏请天皇批准，18时35分由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临参命第56号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将所属部队中的下列部队迅速派往华北：
独立混成第1旅主力；
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
关东军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
上述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但飞行集团之一部则应立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应对中国驻屯军提供兵站交通业务之援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7页。＇
7月29日，日本又以关东军第：师之一部编成第2混成旅（旅长关龟治少将，8月1日以后为本多政材少将）。以关东军一部编成第15旅（旅长筱原诚一郎少将），以第3独立守备队编成堤支队（支队长堤不夹贵中校），派往华北，参加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战略进攻。
8月10日，由上述调至华北的多数部队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9月20日后为笠原幸雄少将）。8月中旬，由关东军第2师的1个营编成的大泉支队（支队长大泉基少校），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此，该兵团辖混成第2、第15旅和两个支队。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于8月16日和30日归建后，也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0月5日，独立混成第11旅改编成第26师。察哈尔派遣兵团负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1938年1月4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改编成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直属日本天皇。7月4日，驻蒙兵团改编力驻蒙军（司令官为莲沼著中将，9月12日改为冈部直三郎中将），辖第26师、独立混成第2旅、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第5通信队等，配属给华北方面军，在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协同下，参加攻占徐州的作战后，于6月中旬归建回到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为准备对苏作战和迫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强大压力，又不得不加强“满洲”地区的兵力。
1937年8月，将中国驻屯军第2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调归关东军。10月，将第8师调入东北境内关东军序列，到1937年底，关东军已达5个师。
日本为进一步扩充关东军的实力，从1938年初起，关东军在师之上设集团军建制。1月，编组第3集团军。7月，编组第4集团军。同时，将第23师和第7师调入关东军。1939年春，关东军增编第6～第9独立守备队，并新编第1～第8国境守备队。5月，编组第5集团军。8月，编成第6集团军。
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第3集团军：司令官　尾高龟藏中将
第2师：师长　吉本贞一中将
第8师：师长　塚田攻中将
第12师：师长　上村清大郎中将
第4独立守备队
第1、第2国境守备队
第4集团军：司令官　后宫淳中将
第1师：师长　横山勇中将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第6、第7国境守备队
第5集团军：司令官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11师：师长　内藤正一中将
第24师：师长　黑岩义胜中将
第6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