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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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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的人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 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
此时，平津民气振荡，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准备游行示威，随之发生“一二· 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土肥原、多田骏也承认华北排日反满运动空前高涨。多田骏后来调回东京参谋本部， 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力主“不扩大”，成为“不扩大”（战争）派的重要角色，主要理 由就是日本必陷广大中国人的反日泥沼，恐怕与1935年的教训关系最大。
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对华北自治缓行决定通知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已经得到 了消息，马上电告肖振瀛，告诉肖“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只代表他个人，不 必与之谈判。”当时宋哲元兴奋得差点背过气去，戎马一生还没得过如此令人振奋的消 息！第二天，肖振瀛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外交界、报界宣布了此消息。会场雷动，各大 小报纸都立即用通栏大字标题发出了号外。北平、天津街头喧喧嚷嚷，争购号外。土肥 原自知无趣儿，土头肥脸溜回天津。土肥原自做张作霖顾问以来，搞间谍特务活动屡屡 得手，甚至可以说“无往不胜”，遭此惨败尚属首次，其岂能认输？此事，虽然搬掉了 压在宋哲元心中的一块巨石，可是与中央又生芥蒂。蒋又来电严厉训斥宋哲元，“中了 日本人诱陷之毒计，又超过地方官吏之地位。”其实，自治风潮，总的说，宋处理得还 不错，总比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好得多。宋也明白就里，毛病出在阻止白银南运和 要求“结束训政”上，尤其是“结束训政”，这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后来，宋哲元借秦 德纯去见蒋的机会向蒋解释阻止白银南运之事。蒋倒是很痛快地说，你们欠了钱，可以 向中央报告嘛，你回去写个报告，我给你批了就是。秦德纯趁热打铁，没有离南京，就 做了一笔花帐，蒋也没有细看就批了。秦又马上到财政部了结，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结束训政”的通电一直是宋哲元的心病。
土肥原并不是等闲之辈，回到天津又想出新的方案。土肥原读过列宁的书，也懂得 退一步进两步的哲学。胃口大了，自然遇到阻力也大，全盘攻不破，可以打开缺口，一 口一口地吃！土肥原暂时撇开宋哲元，找到了冀东专员殷汝耕。11月23日晚，殷汝耕在 天津日租界一家饭店召集冀东22县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土肥原亲自到会，秘密布置冀 东自治大计。土肥原当场宣布自治方案，殷汝耕赞成不迭：“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 新政权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
土肥原喜不自胜：“太好了！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
真不巧，饭店的香槟酒当天卖完了。殷汝耕急忙说：“用日本酒庆祝更有意思！” 于是拿来日本酒，以干鱿鱼当酒菜，干起杯来，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不顾月黑天寒， 连夜驱车驶回通州。
24日晨，殷汝耕风尘未洗，立即召开负责人会议，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 委员会”。当晚，殷以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措词强硬的自治宣言，并宣布“自本日 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同时还向当时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傅 作义、秦德纯等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同时，在通州蓟 密行政公署大门旁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
同日，迅雷不及掩耳地调整组织机构开始办公委任大小官吏，接管电报、电话、邮 局及火车站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和派人去北平天津向日本人汇报。
这一天，真做了不少的事！
冀东22县，包括哪些县，列在下面您可到地图上去找：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县、乐亭、临榆、丰润、宁河、通县、三河、宝坻、 蓟县、香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遵化、兴隆、玉田。
这22县就是在“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中国人叫非武装区，大概是因为饶 口，所以也叫非战区，日本叫战区，和中国人叫法相反，都是指这块地方。历史上这里 叫幽燕或叫燕云。一千多年前，五代后唐的儿皇帝石敬塘——儿皇帝的专用词就是由此 开始——曾经签订协约割让燕云十六州，就是这块地方。历史往往重复、相似、巧合。 一千年后割让燕云十六州的戏剧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 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 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 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 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 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 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 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 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 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 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 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 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 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 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 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 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 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 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 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 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 ｜奇＋_＋书*_*网｜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 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 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 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 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 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 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 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 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 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 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 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 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 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 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 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 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 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 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 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 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 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 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 “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 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 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 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 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 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 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 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 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 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 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 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 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 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 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 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 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 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 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 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 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 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 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 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 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 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 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 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 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 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 ·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 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 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 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 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 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 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 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 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 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 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 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 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 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 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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