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梦幻-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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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降低，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寰余地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不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一时间，群情汹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吉田松阴为此愤怒地斥责幕府，说：“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之一，等他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攘夷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正好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看着随时都可能咽气，又没有子嗣，德川齐昭就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的德川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这些人就被称为“一桥派”。对于德川齐昭的这种图谋，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了分歧，实际上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或许井伊直弼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许”就匆忙地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尊攘派，两派的冲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狱”就此爆发。

且说德川家定将军于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趁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盛前往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京都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这批尊攘派。当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策划下，幕府全面反攻，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终身闭门反省），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德川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现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至于那位精神领袖吉田松阴，据说他曾策划过刺杀老中间部诠盛的阴谋，所以也遭逮捕，于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小塚原被处斩。松阴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据说吉之助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和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相约跳海自杀，幸运的是，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樱田门外之变

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冷血屠杀下，反对派被镇压了下去，尊攘志士们暂时蛰伏，而德川庆福得以继任为幕府将军，并且改名为德川家茂。然而井伊大老并高兴不了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就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六年（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说，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事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面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德川庆笃、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被害恩师的思想，认定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杀——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处理政务的旧体制，要将大权收归朝廷，对于凝聚全国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来说，这本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举动，然而就其攘夷初衷来说，其实也相当的无谋而可笑。

佐幕势力当然不可能看不清真木和泉等人的真实用意，于是以萨摩、会津两藩为首，也开始计划将尊攘派的势力彻底从京都清除出去，完成他们所谓“公武合体”的调和主义理想。八月十八日凌晨，支持公武合体的中川宫亲王、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等人指挥萨摩和会津的藩兵控制了皇宫，随即下诏剥夺了数名尊攘派公卿的职务。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东久世通禧等七名公卿被迫逃出京都，往依长州等藩——史称“七卿落难”。

这就是“文久政变”，又称“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激进尊攘派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陆续在各地起事以反抗幕府的统治，想要杀回京都。其实早在“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以前，公卿中山忠光就组建的“天诛组”，在大和举兵，政变爆发后，筑前藩士平野国臣又占领了但马国生野代官官署。这些起义陆续都被幕府指挥各藩围剿，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而激进尊攘派中最大的集团长州藩则正策划着更为危险的举动，他们打算从内部扰乱进而占领京都，挟制天皇，让天皇下诏讨伐江户幕府——这一行动被称为“夺玉”，“玉”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

次年是元治元年（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