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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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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靦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
袁世凯这时正在讨好孙、黄，因此对黄的谦辞批复不准：
“据呈阅悉，该前留守，奔走国事廿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所经历，中外咸知，即起诸先烈于九泉而质之，当无愧色。授以上将，非曰酬庸之典，只征心理之同。来呈谓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抚今悼昔，悲壮苍凉；蒿目时艰，弥深悚惕。斯则本大总统与国民所当同思惕励，永矢不忘者也。该前留守谦挹之怀，足以风世，惟事经国务会议，佥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请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8月27日黄兴在上海搭铭新轮北上，同行的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北京特派总统府顾问官张仲华和旅长陈元白来接。宋教仁则迎于天津。9月11日抵北京，北京政府和各界热烈欢迎，其隆重仅稍逊于孙中山。第二天黄赴总统府拜访袁，袁同样地和黄热烈握手，亲切寒暄。
21日晚八时袁正式宴黄及随来诸人，同座者有参议院正副议长、秘书长、各部总次长及各高级军官约七八十人。酒酣，袁起立致欢迎词：
“现在世界专制国断不能存立，非建设共和不可。盖专制国为家天下，仅以少数人负国家责任，故国事愈颓废；共和国为公天下，以全国人负国家责任，故国家可振兴。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克强先生有见于此，惨淡经营，苦心创设共和，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无俟赘述。在南京留守府时军队林立，鄙人未能时时接济饷项，先生于军饷缺乏之余，不仅能镇慑军心，并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诚感人，是谓武备的精神，望我军界诸君均以先生武备的精神为模范，然后可维持于不败。曾涤生云真心爱国百折不回，先生艰苦卓绝成此大业，乃所谓真心爱国百折不回者，鄙人极为钦佩。就一班人观之，皆谓克强先生为磊落英雄，据鄙人所见不仅是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鄙人对于先生敬之爱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来，各界极欢迎，我两人相见所谈政见均属相同，先生所筹划各事或皆出于真挚爱国之心，由惨淡经营而来，切实可行。今人言以国家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头禅，惟先生真是以国家为前提云。”
黄兴答词：“今谬蒙大总统奖饰逾恒，愧不敢当。共和成立，实赖大总统救国之决心及国务员与各军长、师长各位一致赞助，始能收此效果，兴极为感佩。现在国基初立，建设之事甚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人民，当此艰巨困难之时局，一方面要维持破坏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国家基础，其困难情形可以想见。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苦心规划，尤为感佩。以后国家困难之事，或较今日为尤甚，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兴之所希望于在座诸君，并用以自勉者。”
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非常普遍，他认为革命并非以排满为目的，而是在于以平等地位结合五族汇为大中华民族。因此他曾和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前清隆裕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参观，9月12日又命贝子溥伦等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公。席间并由溥伦致欢迎辞。溥伦说：
“两先生都是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这次国体变更，完全是两先生鼓吹奔走之力，咱们太后久仰孙先生的仁德，且信共和政体为廿世纪大势所趋，所以毅然以国政还之国人。咱们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国基从此永固，皇族受福无穷。”
这天，孙中山感染喉疾，所以没有讲话，改由黄兴起立致答辞，黄说：
“这次共和告成，是由孙先生数十年的领导，坚苦卓绝，才使国人闻风景从，人心依归；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举杯为她的健康干一杯！”
10月3日参谋部在颐和园欢宴革命党的两位伟大军人
黄兴和陈其美，邀请了前清太保世续作陪。黄兴和世续坐得很近，黄问起溥仪的起居近况，世续说溥仪今年四岁，已经剪了发，每日读书写字甚勤。黄说：“我们今天五族一家，清朝皇族多才，也是民国之福。”
由于这几位创建民国的伟人在北京的态度，使得退位的清朝皇族感到非常安慰，认为他们今后在新中国里面是不会遭到迫害或是清算的了。
袁世凯本希望在民国元年双十节（即辛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于北京举行孙、黄、袁、黎四巨头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个施政纲领。因为民国《约法》早经公布，可是政府本身并无明确切实的施政纲领。在辛亥武昌起义周年，孙、黄、黎如能联袂晋京，不仅象征全国统一，也奠定了袁的总统地位。不巧是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入京，四巨头只好改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三巨头几番讨论，最后确定了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遂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宣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全文是：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本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成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
（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策，又订定了实行手续四项协议：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上项协定和实行步骤，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的一些根本问题，条文有些抽象而不具体。袁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因为中央政府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且从这个宣言中把一切大权抓到袁手里。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国民党所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竟只字没有提到。只是孙中山被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黄兴则被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这就是革命伟人们的热情和爱国热心，斗不过袁世凯这个老狐狸！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陆徵祥请假时，内阁总理由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代理。赵在唐内阁和陆内阁中，都是独立特行的，他不参加国务会议，遇事直接向老袁请示。国民党成立后，他受袁的密令，接受黄兴的邀请，加入国民党。袁既然向黄兴大送秋波，要请黄的好友沈秉坤出任总理，黄兴投桃报李，遂向袁推荐赵秉钧组阁，因为赵是袁的死党，又是国民党员，自然是过渡时期理想的人选。
赵既然已经代理了总理，如今由代理而真除，在袁世凯来说，应是正合孤意。可是黄兴更向袁推荐沈秉坤出任内务总长以接替赵的遗缺，这却不为袁所接受，因为内务部在赵时代已形成了一个极有实权的机构，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袁当然不会把这个主要机构交出来的。
民国元年9月22日，袁世凯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得到参议院的顺利通过。为什么参议院会顺利通过呢？这完全因为有黄兴的疏通调和。可是袁并没有接受黄的推荐以沈秉坤主内务，却派沈为浦口商场督办，另以袁的死党朱启钤继任内务总长。
赵秉钧组阁时。袁放出空气说：“赵秉钧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其实，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
天下事有许多奇怪的，也不可解的，譬如说陆徵祥以擅长外交来组织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可是在他任国务总理期间，却没有什么大的外交事件让他一显身手，麻烦的却是内政。先有张振武案发生，其后则是孙、黄入京，四巨头发表政纲，这一连串的大事都使陆徵祥尸位素餐，幸而他因病入住医院，落得一个不闻不问。至于赵秉钧组织第三届民国内阁时，赵一直负责内务部，从清宣统年间到民国，应算是一个内政专家了，可是他一上台，麻烦就出在外交上，那便是轰动一时的库伦问题。俄国阴谋掠占外蒙古所发生的“俄库问题”。
陆徵祥原已答应继续留任外务总长，但其后又变了主意，坚决不干，于是赵秉钧的内阁中，外交总长乃由梁如浩继任，陆徵祥则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高等外交顾问。
赵秉钧内阁成立后，外交团中忽然传出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中国政府已经和各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这当然是个谣言，谣言从何而起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梁如浩接任外交总长后，认为依照各国通例，所有各国使节应该依例前赴外交部道贺，所以乃发表一封通函给各国使馆，略谓本总长已于某月某日接任，特此通知，并希望贵公使于某日某时来署，以便接见云云。这个通知在外交团中引起了波折，因为外交团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解释是：前清时代，外务部尚书到任，都是先拜使馆，然后各国使节才前往回拜。今日的外交总长，就是前清时的外务尚书，依此而言，宜由外交总长先来拜望，然后各国使节才可赴外交部。外交团这种意见实在是错误的。前清的外交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高负责人是奕劻，他一直负责了十几年，至于下面的尚书，实际上是辅助官。这些尚书到任时倒是真的先赴各使馆拜望，然后再由各使回拜。外交团以这一个例子来衡量民国时代的外交总长，实在是不恰当的。各国使节答复梁总长就任和约会函很简略，只云：“接到贵总长来函通告接任，聆悉一是”。竟不提约会，也不赴约，还有几个国家竟只字不复，实属可恶之至。其中只有法国公使曾赴梁的私宴一次。各国使节遂和赵内阁的外交总长毫无往还，凡有事故，各国使节由参赞随员和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交涉。这就是中国和各国断绝邦交谣言的真实原因。梁如浩的外交总长坐了月余，外交上毫无办法。民国元年10月24日突然发生俄库密约事，梁仓皇无措，乃于25日至东交民巷遍拜各使，当然毫无要领。俄库密约发生后，梁如浩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要知道外交活动要讲历史渊源和关系，在这方面，梁不只比不上陆徵祥，也比不上他的次长颜惠庆，所以库伦问题一发生，梁当然手足无措了。
库伦问题的发生，是俄前任驻华公使柯索维茨到库伦活动的最高峰。路透社电讯说柯使已向库伦交付正式承认书，“库伦”政府元首哲布尊丹巴活佛及蒙人对柯使予以盛大欢迎云云。这则电讯震动了北京朝野，总统府和国务院均分别召开紧急会议，与会人士面面相对，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俄蒙勾结的实际内容。北京政府和库伦之间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库伦电报局已被接收。中国外交部也曾采取行动，电令驻俄代办向俄国外交部询问，俄国答复说：“中国现已与各国断绝邦交，所以我国没有意思答复。”这所谓的断绝邦交就是梁如浩上台后未去拜访各国驻北京使节。
北京的中国记者，曾赴俄使馆访问，俄使的答复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公报发表，不过蒙古问题我们曾在六个月前就和中国交涉，可是中国方面概不答复，好像不屑和俄国交涉。现在中国权力既然不能及于蒙古，俄国为了交涉便利计，所以派遣专使赴库伦与蒙人直接接触，同时就蒙古问题作通盘地调查。正式承认是可能的。”
当俄国派赴库伦的专使动身时，外电传说俄使已赴库伦，于是外交部内有人主张向俄方提出抗议，质问柯索维茨到库伦何为？梁如浩反对提抗议，认为此事真实情形尚不知道，贸然先提抗议，俄人撕破了脸承认下来更难办了。其后人言啧啧，俄库勾结已是呼之欲出，梁乃把抗议书提交国务会议讨论，结果大家意见也主张稍缓。可是路透社电讯证实了一切，梁如浩到东交民巷拜访各国使节，由于这是他上任后初次接触，这种官式接解，自然是完全得不到要领的。11月7日，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徵祥亲自出马，径赴俄国使馆访问，俄使乃透露了俄库确已签约，俄国将来会承认蒙古独立。
陆徵祥证实了俄库勾结已有行动，使得北京政府震惊万分。外交部这时才提出一种形式上的抗议，略谓蒙古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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