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生涯四十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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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腔或者伤口很斜、其裂口有类似阀门作用，在心脏搏动时只流出很少的血液。本例创口当然是斜的，向后向下，但裂口是敞开的，必定有大量的内出血，而且我认为多少会立即引起神志不清，差不多在一到二分钟内死亡。迟早要发生的急性血压下降也会使肩部的出血停止。然而事实上椅子上及其下面的血迹证明肩部伤口继续出血，至少在斯里姆坐下后一分钟内如此。而且心脏的损伤来自前上方的打击。没有外出血的事实意味着受害者当时不是躺着就是坐着：这样的事件经过的重建对检察当局是重要的。

我检查的证据包括椅子以及按斯里姆的老婆说的在她刺他之前已经脱下来的衬衫和汗衫。衬衫和汗衫都沾有许多血，而衬衫的肩部还有一个裂口，与死者肩部损伤口一致。而这二件衣服都没有与刺进心脏那一刀相应的裂口。

照我看来，很清楚，斯里姆肩部被刺了一刀以后走到椅子上，脱开他的衬衣和汗衫，坐在那里有一分钟之久，部分原因是被刺伤后无抵抗能力和疼痛，也许是想止住肩部伤口的大流血，而那时他的老婆又刺他一刀。这一次刺穿了心脏。“从伤口的位置和特征来看”，我报告说：“我认为是属于凶杀的蓄意攻击，就是一个外行人也是很清楚地知道会引起死亡的。”斯里姆夫人必定是在她丈夫受了伤，在流血、坐在椅子里的时候，给了她丈夫这致命的一刀：

她站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被告席上时，显得很孤独，很可怜。她辩护说，“没有犯凶杀罪”，在将案情逐渐摊开以后，很清楚表明她是十分粗暴地对待她的“斯里姆”的。由安东尼·霍克带领的检察官当局是相当仁慈的：三个很能干的律师替她辩护（两个皇家律师和一位后来成为检察总长的彼得·罗林森）。每一个人都盼望，我认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希望，她不会被判凶杀罪。我期待着她的律师对我的观点进行严格的盘诘。我认为如果斯里姆早被刺中心脏的话，不可能走到椅子那里去。他的律师无疑也知道我所公布的我自己的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受害者在心脏受刺以后还保持神志清醒，能够行动——一例能走到窗边跳出去。

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我的观点没人反对。“没有问题。”当我转身面对着辩护律师准备着他作严峻的盘诘时，这个辩护律师说。斯里姆夫人必定已经灰心了。还将为她说些什么呢？

后来她的律师为她辩护。“自从那晚房子里出事之后，你化了多少时间去思考？”

“每晚如此。”玛格丽特虚弱地说。

“你还记得请楚吗？”

“不，我喝了酒。”

“人家说你是在斯里姆坐在椅子上时蓄意刺他的。”

“不，”她说，“我不是那样。”

斯特利费尔德法官先生是一个严厉的刑事法官，他把这个案子公正地交给陪审团。“有两种选择，”他说，“首先一种是凶杀；第二是属于防卫性质，是在自卫情况下采取的刺人行为，也就是说她受到她丈夫的打骂……而且有权利自卫。”这个法官提议陪审团判她误杀，理由是她忿恨这种打骂，并且被激怒而反击，对于斯里姆给她的痛打来说，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陪审团反复考虑了两小时又二十五分钟，然后回到各自的席位，问到他们的判决时陪审长用清晰的声音说“判凶杀罪”。法官除了判她死刑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似乎是苛刻的判决。当内政部大臣同意缓期执行时，我感到轻松多了。

另一个刺杀案发生于次年在滑铁卢车站附近一座公寓大楼里。1950年12月8日，住在五楼的一个妇女早上7点30分打开她的房门时，看见一具尸体在楼梯平台上。面朝下躺在一滩血泊中，正好在42岁的电车售票员威廉·唐纳福房门口。唐纳福正站在门口，感到茫然，“惊慌失措，”那个妇女后来说。唐纳福在咕哝：“它是个假人呢还是一具尸体？搬开它。”我把这个最稀奇古怪的事件称做“滑铁卢假人案”。

司法人员到达时，唐纳福已回到他的房里，仍在发抖。“如果那是一个真人，我可糟了，”他告诉警察，“他昨晚和我一起回家。我以为他和我开玩笑。他躺在床上发出咯咯响声。我谅必用刺刀捅了他，把他拖到外面平台上了。”所有这些，警察都仔细地记在笔记里。以后把唐纳福带到南瓦克警察局。在那里他作了更长更清楚的供词。

唐纳福说，前一天晚上6点钟他去喝酒。他在“阿伯特王子”酒店一口气饮了六、七瓶黑啤酒，9点45分离开，口袋里带了一瓶未开的杜松烧酒，动身到布伦兹维克酒店。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朋友托马斯·米尼，63岁，是一辆囚车的司机。米尼那时已经喝了两品脱①（①一品脱（Pint）等于0。568升——译音）淡啤酒。唐纳福又给他买来半品脱，加了烧酒。他们在10点30分关门时离开，两个人都摇摇晃晃走向唐纳福的房子。回到房子又喝完了剩下来的杜松烧酒，然后米尼上床睡觉，唐纳福斜伏在桌子上打盹。后来唐纳福被冷醒了，想睡上床去。显然他忘记了米尼，他把它当作一个假人躺在他床上，以为那是朋友们放在那里和他开玩笑的。他把它拖下地板，当时掉下来就象“一袋煤”一样。然后他用刺刀捅了好几次。这把刺刀是他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平时用它来切面包。刺刀捅进去后，他看见红的东西流出来，但把它当作是他朋友搞的鬼从舞台管子里流出来的汁水，假装出血——又是玩笑的一部分。最后他将假人拖到外面平台上，回床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7点20分醒来，看见满地都是血，打开门看见米尼的尸体，才突然意识到谅必是他自己干的。

探长瑞特发现，从能够检查到的情况看，唐纳福所讲的故事似乎是真的。当他和米尼离开酒店时，两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但似乎他喝得更醉，米尼还给他帮助。他们好象是很好的朋友，没有一点争吵的迹象，没有出现其他可能的动机。警察医生检查唐纳福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提示有过搏斗。一个空杜松烧酒瓶搁在桌子上，还有一把沾血的刺刀。住在大楼的另一个人在晚上11点55分醒来，听见“三下清楚的砰响声”，然后又安静下来。我的检查所见也表明，米尼是在半夜死亡。

米尼的衣服没有撕烂或搞乱，只是卷向肩部。他的上衣领内外部有血迹；唐纳福的手也有。两处的血都是米尼的血型。血迹一直从楼梯平台延伸到唐纳福的房间。房间里地板上血污更多，喷溅和拖擦的都有，特别是在断了一只腿的餐柜附近更多。

米尼的左侧头和颈被刺了十六刀。颈动脉和颈静脉的切口谅必在几秒钟内使他丧失意识，几分钟内就死亡。血液流进喉咙，还从鼻子、嘴巴和颈部的创口流出来。右侧颊部、鬃角有刮擦痕，象是从地板上拖拽时造成的。额部、眼眉、鼻子、上唇、下巴和胸部都有擦伤，这些可因拖拉或脸朝下掷到楼梯平台时造成。他的双手虽然都染有许多血污，却看不到任何种类的“防卫”伤。因此，我的报告证实了唐纳福所述的全部细节，没有提出反驳意见。

我取了米尼的血和尿标本送到伦敦警察厅实验室测定酒精含量。结果是惊人的。血中酒精浓度为百分之347毫克，尿内为百分之450毫克——相当于全身血循环中有454毫升的杜松烧酒或威士忌酒。经常饮一、两杯的人开始觉得晕眩、脚站不稳、混乱或呕吐或感情淡漠时，血中酒精浓度是百分之150至200毫克；250毫克是严重水平，在丹麦或德国不论什么情况下都足以将汽车司机送进监狱；300毫克是危险水平；350毫克接近威胁生命；400至500毫克对大多数人来说本身就足于致死。因此没有防卫伤或其他抵抗征象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是米尼的情况。当他们离开酒店时，他显然还是较为清醒的一个；那么庸纳福的悄况又如何呢？

不幸的是发现得太晚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血中酒精浓度的意义有较好的了解。要是在那里，那就不管唐纳福同意不同意，立即取血化验是一件当然的事。在美国或德国很可能也会这样做的。但在英国除非开车犯规，一般不肯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使他免受一次技术性的检验，部分是为了避免把可能用来指控一个嫌疑犯的证据强加于他。事实上，取血化验很可能对唐纳福有利。如果当他被逮捕时，取血测定酒精浓度，就可简单地计算出半夜时的近似浓度了。因为其浓度几乎不会低于米尼的，那么唐纳福这个特别离奇古怪的故事就会使人相信。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纵使有明确的恶毒的杀人证据，唐纳福当时能形成罪恶的杀人意图吗？如果他的血酒精水平在出事时不低于米尼的（很可能更高），那这种水平通常使一个人不可能有条理地进行思考，不可能形成罪恶意图或隐怀恶意。

其次，他当真能醉到那种程度，以致不知道自己在刺人吗？如果那是一个假人或者他真的相信那是个假人，那能构成一个清有可原的杀人案或甚至成为一个意外事件吗？

这个案件具有很大的法医学兴趣，以致皇家律师约翰·莫德担任了唐纳福辩护律师。1951年2月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唐纳福在法官唐纳文先生面前受审。唐纳福的律师很有技巧地把他描述成“文静的，不伤害人的体面的小人物”。马瑟佐大夫，布利斯顿监狱的医官负责人在收容时检查过唐纳福，提出有利的意见：在所谓犯罪的那个时候所出现的酒醉程度使得他可能错误地相信他是在刺一个假人，而不是一个人。”总检察长下结论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这是个凶杀案。检察当局接受了误杀罪的请求。唐纳福被判处三年徒刑。

1955年我遇到一个更加明确的刺杀案。2月18日，大约下午8点45分，一个复员的士兵到安芒尔镇附近的“蓝色水壶”咖啡馆去喝咖啡。正在喝时有六个青年进来，其中几个穿着流行的“无赖青年”服装。这个士兵明确表示他不喜欢他们的作风。这样，他和一个名叫辛那里斯，当地人称之为“希腊尼基”的青年之间发生了争吵。互相威胁对方，接着打起来，但受到制止；然后他们同意到外面去解决。那时咖啡馆将要关门，是晚上11点多了。

在外面用鹅卵石铺的场院里，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大衣、茄克衫脱掉，面对着面。看来无疑是士兵首先用拳头打人。以后的事就要靠推理了。可以肯定的是当巡逻警察听到吵闹进入场院调查时，只见那个复员兵仰躺在那里，喉咙被刺伤。那时是晚上11点20分。

警察本应立即去找医生，医生会判断这个士兵是否快要死或更可能已经死了，并且不要破坏观场，以便照相记录死者躺下的淮确位置、血迹的分布以及掉在地上的小刀位置。不幸的是，警察叫了一辆救护车，以致发生了一连串完全不同的事情。11点30分到达圣巴特医院，尸体仅仅由一名年青的住院医生确定“死亡”，然后他就回去值班。夜班杂工脱掉这个士兵的衣服，塞进一个垃圾箱里，没有注意可能沾有的污物、血液、毛发或纤维，把这具赤裸的尸体放入冷藏库里，搁了八个小时。同时，警察拣起小刀，给咖啡馆老板看，后者又将自己的指纹加在警察的指纹上。从法医学角度看，这是该案的一个灾难性开端。

当刑事警察局接管该案时，他们在犯罪现场除了见到一些干血迹和一把附有各种指纹的特殊小刀（一种轻抖手腕，刀刃即可从柄中伸出的小刀）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尸体最后转送到摈仪馆时已经完全冰冷了。冷藏库已经把我想从尸体体温下降来推算死亡时间的机会完全毁灭了。但在本案中这还不算太要紧。我发现三个伤口：一刀刺在左侧屁股，一刀砍在左上臂，一个致命的深刺创割断了颈动脉和气管，血液喷出。该士兵谅必在一、两分钟内死亡。其他地方唯一的损伤是左手背的一点擦伤。

庆幸的是这六个青年是当地著名的一帮歹徒——全都有犯罪档案，大部分是小偷——居住在附近的娱乐商品展览会走廊。刑事警察局的警察拣出其中的一个，名叫鲁多尔弗·法拉西，这个人非常有用。他说尼基几天前要求他把他的刀子磨快。“在这个事件发生前”，在尼基要求下，他把刀子又还给了他。“蓝色水壶”咖啡馆老板证实这一点，说他听到尼基低声说“把它递过来，”就怀疑尼基向法拉西要武器。法拉西说，在场院外面，他看见尼基从裤袋里拔出那把刀子，刺入士兵的左腿。“我被吓坏了，赶快跑回咖啡馆，”其他人也都四散逃跑。在出来的路上法拉西看见士兵躺在地上，“血从他的脖子或脸上喷出来。”

侦探在当天夜里，即事件发生后24小时多一点就找到了尼基。“他打我，”被告辩护说。警察医生证实尼基一只眼睛被打得发青。“我用拳头回敬，他拔出刀子对付我。我抢过小刀，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他倒在地上，我就溜走了。”但尼基身上没有伤口可以证明他被小刀刺过或抢夺过小刀。他的任何一只手都没有割伤的痕迹。他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小刀上的血痕是士兵的血型，不是尼基的。

他被逮捕，被指控杀人。又是由克里斯马斯·汉弗莱斯当检察官。尼基由皇家律师议员E．L。马拉里欧辩护。他硬要法拉西承认小刀是他的且已经给了士兵，而不是给尼基。因尼基夺走了法拉西的女朋友，所以法拉西想报仇。好一个圆滑的理论，但没有任何根据支持。然后马拉里欧试图劝我承认这些创口可能是在混战时意外造成的。我早已考虑过这一可能性，但否定了，因为臀部和脖子的创口是刺创，整齐且深，又没有刀刃旋转或刀柄挤压皮肤的征象。如果身体在刀子上翻滚时，是会出现这些征象的。脖子上的创口最说明问题，因为它深深地扎进生命攸关的部位；当然还有很具意义的事实：被告没有抢夺刀子的损伤痕迹。他被判凶杀罪，被判死刑。他提出上诉，但被驳回。然而，内政部长改为判处无期徒刑，理由是现在越来越把执行死刑看作是有些残暴和不符合现代“文明”世界习俗的事：毕竟，他们是一些无责任感的青年。

（伍新尧　郭景元）

18．同坎鲁斯和蒂亚尔在一起

到1940年代后期，坎普斯、蒂亚尔和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讨论异常困难的案例时需要一些共同的基础。那时，斯皮尔珀里、泰勒、坦普尔·格雷、斯蒂芬森和他们的同事都各自进行工作。而据我们看来，这种各干各的现象既没有必要，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人们会越来越这样说：如果真的在某个方面可能有意见分歧的话，那么斯皮尔珀里是没有相应的对手的；并且说这也不利于“做法公开”的正义原则。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的是见识广博的反对意见，对我们的观点进行适当的考验，有时在法庭上还要进行严厉的盘诘以保证公平合理。

因此，我们去访问爱丁堡大学的西德尼·史密斯教授。当时他无论在学术上或是在实践经验上都超过任何人，后来是“法医学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不久后的一天黄昏，我们四个人会聚在一家小小的索河饭店发起成立“法医学协会”，这个组织后来日渐繁荣，而现在每一个在联合王国工作的、可能被请去处理刑事案件的病理学家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在后来的10年左右，我们这“三个火枪手”承办了首都及其附近的大部分法医学工作。因为斯皮尔珀里和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