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生涯四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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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法医学方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包括死者的年龄、牙齿（他还对跟我一起的科普金提出更为困难的问题）。他也问我关于死亡妇女的身高，却无明显怀疑的态度。

“综合应用这三种计算身高的方法，你所说的是她身高的可能范围，最高值和最低值？”

“根据平均值，我认为身高为5英尺半英寸，我想可能的限度是上下1英寸左右。”

“那么，身高最大值是多少？”

“5英尺1英寸半。”

“这样，如果多布金夫人活着时是5英尺3英寸的话，这个尸体就不可能是多布金夫人了？”

“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回答。但这个问题的用意是什么呢？律师早已成竹在胸。审判开始时，律师就问波利·杜宾斯基有没可能身高5英尺3英寸。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为什么律师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

他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下，继续从格莱斯特·布拉什关于巴克·罗克斯顿案件引证一些话对颅像重合照片的证据提出质疑。

“你刚才说，本例是她本人的照片和颅骨的照片合在一起帮助你作出了这个人的个人识别？”他轻轻地，漫不经心地问，就象他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打扰我更多的时间一样。

“是的。”我说。

“判断肯定吗？”

“对！”

他把圈套收紧了。他用最重的语调说：“现在我可不可以把格莱斯特教授的书翻到第161页，看看这一点你说了些什么。”我很不自在地等着。“由于这个方法很新颖，而且这种技术有一部分不太肯定，无论颅骨和肖像多么一致，用颅骨来作出肯定的个人识别都有可能受到严肃的异议。”我本以为会遇到更糟的情况。这时我得到了宽慰。“你同意这一点吗？”律师诚挚地问。

“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它会遭到异议，”我立即说，“这种办法通常用来帮助个人识别，而不是证实个人识别。”

正如我所预料的，律师在扼杀的证据方面还要进行最厉害的攻击。

他要我设想一下，若是有人站在路上或有许多碎砖石块的废墟上，当炸弹爆炸猛烈地将他推向前，在跌倒时他的喉部撞到路边石或碎砖块或砖石建筑等诸如此类的物体时的情景。“是不是不可能——我不想说得比这更远——在这些情况下因跌倒而使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呢？”

“我看见过那样受损伤的许多案例，”我说“但那些损伤从不象本例所出现的那样仅仅局限于甲状软骨上角的骨折。”

我说还见过整个甲状软骨受压，同时有两个上角和两翼的骨折，也见过有一翼和一角骨折的，都从来没有见过单是一角骨折的。“15年来，我个人检查过一万一千多件案子，除非用手扼，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损伤。”

“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吗？”

“我说我从没见到过，但我见过许多坠落伤和许多扼死。”

律师问我，那一万一千个案例中有多少出现甲状软骨骨折。

“如果需要，我可以从我的记录中统计出这个数字。现在我不能立即说出来。”

“当然你不能立即说出来。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向你提示，使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远少于50个吧！”律师在这一点上很明显没有征询过埃利克·加德纳的看法。

“不！”

“超过50个？”

“简直有好几百。”

这时，辩护律师要求召回刑事案件公诉人的证人：“庭上，大约20分钟以前，我收到一个文件，我想问波利·杜宾斯基小姐一个问题。这是一件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文件是1941年5月4日《世界新闻》的一份拷贝。“失踪者”专栏里有雷切尔·多布金的特征描述和照片，都是由她的姐姐波利提供给报纸的。律师开始把它读出来：“身高，大约5英尺3英寸。”

律师已经诱使我说过，如果多布金夫人身高5英尺3英寸的话，地窖里的尸体就不是多布金夫人了。

但波利否认她告诉过报纸说5英尺3英寸，“我是说5英尺1英寸，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

法庭里大家在看着她，从头到脚，想猜出她的高度。如果波利是5英尺3英寸，多布金肯定会被宣判无罪。但无论是公诉人的证人还是辩护人都没有提出要在此时此地量一量她的身高。当她离开证人席走出法庭时，每对眼睛都盯住了她。

另外又叫了个证人为被告作辩护。劳顿说：“庭上，这是为被告人辩护的案件。”

皇家律师L·A·伯恩站起来说：“庭上想必记得那个杜宾斯基小姐……自从她被传唤以后，我已将她的身材量过了……”

法官允许伯恩叫测量她高度的警官进来。没有别的证人更比他的证词更受到关注了。

你叫什么名字？你担任什么职务？你量过高度吗？（开场白不断继续下去。）就是那个女人吗？就是那个曾在雪山警察所的女人吗？……

于是最后问：“你量出她的高度是多少？”

“没穿鞋的高度是4英尺11又3/4英寸，连鞋一起高5英尺1英寸。”

事情就是如此，陪审团只花了20分钟时间就裁决多布金犯了凶杀罪。在旺兹沃斯执行死刑。多布金死后，按法律规定我必须执行例行验尸的阴郁任务，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判决已经“立即执行了”。事实确实如此。

（伍新尧　祝家镇）

6。桑格利特和棚屋凶杀案

1942年10月7日哥达尔明附近的亨克利公地的沙丘上正在举行一次海军特遣队的演习。当时有一个人看见一只干枯的棕色的手从一个小土墩里伸出来。他再仔细一看，又见到一部分干缩的变了色的腿。

立即通过野战电话召来了萨里瞥察局的人。警长韦布看见手和腿时，他就判定这是一个要专家来处理的案件，立即布置一个警卫，用雨衣盖住土墩。第二天中午，到场的人有：警察局长尼柯尔森少校、萨里郡警察厅探长罗伯茨、其他各种警察官员，包括摄影师、由验尸官指定的我的老朋友埃利克·加德纳医生。我作为萨里警察局的法医学顾问也参加了。著名的侦察警长特德·格林诺正从伦敦警察厅出发到现场。

罗伯茨看了看警戒线周围的地区，摄影师开始照像。我收集泥土的标本，检查手的残余部分。拇指和第二、三个手指从紧靠根部的地方被咬掉了，象是老鼠咬的。手和腿都已木乃伊化。因此死亡至少有几周的时间。

我提议加德纳和我最好自己动手挖，因为尸体很易损坏。我们戴着手套扒开草皮和泥土。“是五个星期或六个星期前埋的”在翻开一块面朝下的草皮以后，加德纳很有信心地说。长在上面的石南属植物还带绿色而且已经开花。加德纳很熟悉萨里的石南属植物。“在这一地区，石南属植物大约在9月初开完花。”他解释说，这一观察给警察提供了对凶杀案的初步“时间估计”。

尸体埋得很浅，腐败得很厉害。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而不是挖，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山顶上宗教仪式的葬礼？是性暴行后勒死？是在伦敦刺死后或是在城市附近堕胎死亡后隐藏的尸体？都有可能。

死者的衣着是女装：一件有许多污泥、质地低劣的带花边领子的青白色夏季女上衣，一条带子围在腰部，一件女式长衬衣，一件汗衫，一个乳罩和法兰西紧身短衬裤。所有的内衣裤都是破旧的，但并不凌乱，她的两条腿也只是稍微分开。一条头巾松松地缠在她的脖子上，在前面打的结很松，不可能勒死她。她脸朝下，右臂伸开躺着。脑壳后面被撞得粉碎，而且由于虫害的作用，她的头已经变成许多碎块。“一件很重的钝器，”我告诉警察，“也许是一根铁棍或木棒或是标桩。”她穿了短袜却没有穿鞋。我看见一只袜子是撕破了的，踝关节上下都有挫裂创，泥土深深的嵌在里面。每一个伤口上方都带有一线从上向下的擦伤，下面那处伤口有向脚趾方向延续的擦伤。“我认为她是被别人拖到这里来的。头朝前，也可能是抓住她的右臂。我估计她的鞋子掉在路上。”

当时在那无遮无拦的荒野上，刺骨的寒风吹得我的秘书全身发抖，而我却因为很热而脱掉我的茄克衫。腐败的恶臭刺鼻，头顶上有一群群苍蝇在嗡嗡叫，尸体的残骸上有许多蛆虫在爬来爬去。这样，可以肯定尸体在埋葬之前暴露了好长时间让绿头苍蝇停留并产卵。“可能有一到二天，”我告诉警察。我认为可能有两批连续产卵，较少可能三批。“尸体没有完全盖好，可能是用松松的树叶子或一件衣服或一条毯子盖着的。”

侦察警长格林诺到达后，组织人员寻找作案凶器、鞋子、大衣和拎包。成群成群的绿头苍蝇蛆虫使我们在那个时候很难发现更多的线索。我能看出右前臂有某些损伤，但蛆虫在上面爬，看不清楚。用来苏水将这些蛆虫杀死需要花一、二天时间，在实验室我们还得花一个星期才能将打碎的颅骨拼凑起来。我建议加德纳，要求验尸官威尔斯·泰勒允许我们将尸体搬到盖氏医院去完成这一工作。

验尸官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将腐败的尸体，用防水布卷成一包。这时无数的蛆虫从尸体的胸部、腹腔涌出来。下午五时左右，在盖氏医院停尸室里，用石炭酸水浸泡尸体时，成千上万的蛆虫还在挣扎。

警察在亨克利公地上继续搜索。史密斯巡佐发现一把折刀，开着，已经生锈，还有一个帆布口袋，里面有一块肥皂和一串项链。因为没有要求他寻找这些东西，他把它们全丢掉了。

蛆虫被杀死后，警长韦布来到盖氏医院，看着我脱去那些衣服。他说以前他看见过这件女上衣。这个女人的面貌已经辨认不出来了。但我可以把她的一些特征组建起来。她的牙齿和骨骼的X线检查提示她在19至2Q岁之间，身高5英尺4英寸，手和脚都很小。头发棕黑色、很细、剪短，死前几个星期漂白过。其上颌两个门牙已被敲断，但可以看出门牙向前突出，引人注目地盖过下门齿。

对警长理查德·韦布李说，尽管这不是很详细的描绘，但已经足够了，况且还有她的衣着。他记得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前六至七星期，在他的办公室看见过这个人。她的名字是琼·珀尔·沃尔夫，住在树林里一个小小的用树枝、树叶子临时搭成的小棚子里。这是一种印第安棚屋，是她的一个当兵朋友，加拿大印第安人，名叫奥古斯特·桑格利特为她盖的。他住在附近的威特利兵营。她告诉韦布说她已经怀孕了，他就送她到医院去，最近她自己出院了。第二天桑·格利特来拜访过韦布，要找琼，并说要和她结婚。

她什么时候死的呢？

起初我认为她已经死了5周、6周或7周。她的部分乳房和大腿已经变成白色物质，恶臭、摸摸很油腻，叫做尸蜡。尸体脂肪的这种硬化和肿胀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通常最少需要5或6周。但蛆虫是产热的。大量的蛆虫侵扰会升高组织的温度，以至在一个月内足以形成尸蜡。

她是怎样死的呢？

她的头颅受到一次非常强烈的打击，颅骨被打得粉碎，这一击肯定是致命的。颅骨碎片大的有38块，加德纳在我的实验室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天和两个晚上，整理、钻孔，用金属丝串起来，将它们拼在一起固定好，一直到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头颅，只是在后面由于丢了一块较小的碎骨而有一个明显的缺口。这样大的暴力打击一定立即使她丧失知觉，也许在几分钟内就死去。

但还有其他损伤有待解释，包括头部前面三处刺创。因为没有软组织，我就不能肯定这些损伤是生前还是死后发生的。然而从右肘下方的另一个刺创取了一块软组织作显微镜检查证明伤口有生活反应。因为头部的三处和这一处有同样的特征，因此我就推断这些损伤也是活着时候造成的。我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头部的损伤集中在左侧和顶部，推测是平时惯用右手的人从前面向下猛击而成。抵抗这种攻击的自然保护动作就是举起右臂去挡，因此伤口在前臂。右手还有几处更加相似的刺戳性损伤。很明显当时她还活着并能够抵抗。

头部的两处刺创已经穿透颅骨，但很浅。这种损伤可能引起剧烈的疼痛，晕眩，以后也许会虚脱，但却不会立即丧失抵抗能力。她还会抵抗或逃跑。

她的门牙可能由于脸朝下摔倒（在逃跑？）时被打掉或拳头打击所致。照我看来，右颧骨的压迫性骨折是由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颅骨后面的缺损处有六条放射状排列的骨折线，它提示打击是朝下用力的；颧骨的骨折可能是俯卧时撞击造成，在脸朝下倒下去以后受到猛烈打击，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最后一次用大头短棒之类的凶器猛击引起的——是凶杀。

用的什么凶器？

除了上面我所说它是一种重的钝器外，我所能补充的就是，它大概是一根直径为1…3/4英寸的大树干或木棒。颅骨后面的缺损刚好就这么宽。用来刺伤的凶器更为清楚。右前臂的伤口拖出一块肌肉碎块，手掌的伤口也一样挂着一条肌腱。凶器的尖端必定有象鹦鹉嘴一样的钩状东西。颅顶三个洞的边缘形成斜面，就好象弹坑中间的露水池，中间有小孔，看起来象是凶器的喙样尖端插入头部，扭转或弯曲以后再拔出来。

当通知警察去搜查凶器时，史密斯巡佐报告他发现了一把小刀后来又丢掉了。在详细搜索后，找到帆布袋，但小刀没有了。史密斯记得它象通常的小刀，没有什么特别。

侦察警长格林诺带给我各种刺器，包括发给加拿大军队用的骨柄大折刀，但没有一种和创口相吻合……，没有一种刀身有那种重要的“喙形”刀尖。

警察从荒原一直搜查到树林。在差不多到达谷底一条小溪时，发现了左脚鞋，离埋尸体的小土墩有350码远。再过30码远的地方发现了右脚鞋。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了一根很重的白桦木标桩，在粗大的那一端有头发嵌在树皮里，它的直径正好是1…3/4英寸。这不是倒下来的树干，也不是块枯木，而是砍下来作木栅栏或棚屋支柱用的。这根木桩太粗糙，找不到指纹，我也不期望在上面找到血迹。因为出血还没有开始，这根木桩大概就已经离开了皮肤。木桩的一端已被压裂，头发就嵌在裂开的树皮间。我用放大镜找到了八根头发，在显微镜下与死者头皮那里取来的头发进行比较，所有自然特征都完全一致，在人工漂白的特征上也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这很木桩就是凶器。

这时格林诺就决定面询桑格利特，他是死者的当兵朋友。格林诺事先打电话给威特里兵营，桑格利特被关在禁闭室。格林诺到达后带桑格利特到哥达尔明警察局，给他看死者的衣服。格林诺的脸冷酷无情，他问桑格利特是否认识这些东西。桑格利特，这个加拿大印第安人毫无表情地说认得这些东西是琼的。他说最后一次见到琼是9月14日，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问，人家也没告诉他。“我要你告诉我关于你和她的关系方面的所有事情。”格林诺说。

桑格利特既不会谈也不会写，但当然会讲。在格林诺的鼓励下，他把琼和他的事情一连讲了5天。警官们换班把他所说的全部记了下来，同时其他的警察将他的衣物、毯子都带到我的实验室来。没有发现毛发，但毯子上有三处斑痕污染。如果在埋葬之前用毯子包裹死者的尸体，斑痕的区域就会和死者头部、右手和右脚等损伤部位相一致，这些斑痕的联苯胺试验①（①血痕检验中的预备试验。——译者）全部阳性。这方法对血痕来说具有高度敏感性，但不具有绝对的特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