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鸭案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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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什么来说？”

“对这些谋杀。”

“对米尔特的谋杀，他不在场的证据是什么？”

“呃……呃，我不敢肯定那时他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当伯尔被杀时，他还在洛杉矶被警察拘留着。所以，”她得意地说完了她的话，“有关鸭子的证据一点儿也不会伤害他。”

“这可能不会伤害他，”梅森说，“按你的意思；但在另一方面就伤害他。”

“怎么？”

“你不明白？当警察一开始调查他，他们就会提问有关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就会想查明他的背景，报纸也会就此大肆渲染。”

“在哪方面？你是说他被绑架的事？”

梅森说：“你不知道那绑架背后的真相？”

“哦……绑架的事就是我所听到的一切。”

梅森对她笑了笑：“你父亲给了我一些打印的文件副本和一些旧报纸。我把它们带到你们家以便进行研究。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进了我的房间翻阅了这些文件。”

“梅森先生，儿是不是指责我在偷看你的东西？”

“我根本不是在指责，我只是在做一个陈述。”

“好吧，我跟那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未看过像你说的那种文件副本。”

“你不知道那绑架背后的真正事实？”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马文的母亲在临终前告诉他的。”

“那不是真的，”梅森说，“那是她为了确保她儿子的幸福而编造的谎话。她知道他爱上了你，她知道儿父亲是那种想了解马文家庭的全部情况的人，她也知道一旦你父亲开始调查，他就会发现一些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

“什么？”

“马文的父亲在1924年被判犯有谋杀罪，1925年他被处决。”

她的面孔一下子凝固了，充满了恐怖，“梅森先生！”她大叫起来，“那不可能！”

“这是事实，”梅森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雇了我的原因，他想让我调查有关记录，看能否在里面找出一些证据证明霍勒斯·亚当斯是清白的。”

“你能吗？你找到了吗？”

“没有。”

她看着他，就好像他伤了她一样。

“你父亲要到能一下子交给你时才会告诉你。”梅森接着说。

“你那是什么意思？”

“禁止你同马文·亚当斯有任何来往，不能见他，不能给他写信，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不管马文的父亲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管他是谁，我爱他。你明白吗，梅森先生？我爱他！”

“我明白，”梅森说，“但我不认为你父亲也明白。”

“但是，”她说，“这是——这是——梅森先生，你肯定吗？你绝对肯定亚当斯夫人说的有关绑架的事不是真的？”

“显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父亲被判谋杀罪，而且还被绞死了？”

“是的。”

“那么你说他父亲是有罪的？”

“不。”

“我以为那是你说的。”

“不，我说了，那是来自记录的调查，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

“呃，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

“不。”

“为什么不是？”

“首先，我的调查只是限于那些记录；其次，我发现一些东西，显示他是清白的，但那不是证据，但是，我希望证实他是清白的，而且那些记录里没有出现的事情，现在却开始显露了。”

“噢，梅森先生，你要是能那么做该多好呀！”

“但是，”梅森接着说，“万一警察开始调查马文的背景，发现那桩旧的谋杀案，然后在报纸上公开这件事，我的工作就会极端困难，即使在我完成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一旦他们有了马文的父亲是杀人犯的印象，就算我能在几天后，或许几周后来证实他不是，人们也总会认为这是一位高价律师所想出来的骗局，因为他是由一位腰缠万贯的岳父雇来粉饰马文的，只要他活着，人们就会在他背后捣他的脊梁骨。”

“我不管，”她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结婚。”

“当然”，梅森说，“你可以不管，你能够接受，但马文会怎样？你们的孩子会怎样？”

她的沉默显示出这种提问对她的打击是多么地有力。

梅森接着说：“马文很敏感、热诚，对生活充满渴望。他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服装方面没有什么，花钱方面没有什么，但他有个性，他有成为领袖的素质。他上中学时是班长，校报的编辑；现在，在大学里，他受人欢迎而且很成功，人们喜欢他，而他也对他们的喜欢给予回报。要是让他失去这些，处在一种总是让人们背后捣他的脊梁骨的处境，不管什么时候他一走进房间，人们就会不再吭声，那……”

“别说啦！”她喊道。

梅森说：“我在说事实。”

“反正，你不能让我父亲因为一只鸭子而定罪……”

梅森说：“就罗兰·伯尔被杀而言，那只鸭子与你父亲被定罪或无罪绝对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他说的有关那只鸭子的一句话而引起了警察先开始怀疑他的。证实你父亲无罪的惟一办法是找出那个把那根鱼竿给罗兰·伯尔的人。”

“你打算怎么做呢？”她问，“仆人们都说他们没有，房子里没有别的人；伯尔夫人跟医生到城里去了。根据医生和伯尔夫人的证词，鱼竿是他们走之前罗兰·伯尔要的最后一样东西，那是他们三个人都在房间里的时候，而他们三个人都同时出去了。”

“那使得这件事看上去真得很糟糕。”梅森承认道。

“梅森先生，你没有做些什么吗？”

“你父亲不想让我作为他的律师代理他。”

“为什么不？”

“因为我坚持要向他指出，他现在发现他所处的困境与约18年前霍勒斯·亚当斯发现他自己所处的困境是极为相似的。你父亲不喜欢那样，他的态度是威瑟斯庞家庭不能同那样的家庭联姻，在那个家庭里有人甚至被控告过犯有谋杀罪。”

“可怜的爸爸，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家庭对他来讲，意义太重大了，他一直都是为我们的家庭而如此自豪。”

“如果这事能使他震动而失去这种感觉的话，或许是个好计划，”梅森说，“如果我们都能由此而失去这种感觉，也可能是件好事。”

“恐怕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把太多的东西都看成是想当然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我们使我们自己着迷；我们总是骄傲他说别的国家应该害怕我们，因为我们从未打过败仗。我们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如果我们都能懂得我们必须独立自主，或许是件好事——先从你父亲开始。”

她说：“我爱我父亲，我也爱马文，我不会为一个而牺牲另一个的。”

梅森耸了耸肩。

“梅森先生，你能理解吗？我不会因为我把那鸭子放进了马文的车里而使我父亲的处境受到危害的。”

“我理解。”

“你好像并不是非常有助的。”

“我想没人能帮助你，洛伊斯，这是你必须自己来决定的事。”

“好吧，对你来讲这是不同的，对吗？”

“可能吧。”

“你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梅森说：“如果你把放鸭子到马文汽车里的事告诉当局，那你就是把自己从油锅里救出来，再跳入火坑；这不能使你父亲解脱出来——现在不能，而只能把马文也卷进去。”

“要不是因为那只鸭子，他们就决不会开始怀疑父亲。”

“不错，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他们已经发现了足够的证据，所以不会就此罢手。你可能会发现你将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你父亲会因为罗兰·伯尔被谋杀而受审；马文则因莱斯利·米尔特被谋杀而受审。这还不够吗？”

她说：“我不喜欢由于考虑结果如何而使我的良心不安；我想最好是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不用管结果是什么。”

“那么你认为该做什么呢？”

“把那只鸭子的事告诉当局。”

“你能答应我等几天吗？”梅森问。

“不，我不会答应，但是我——好吧，我考虑一下。”

“好吧，”梅森说，“就这么做。”

她看上去好像是在乞求他的同情，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她的自尊心，高高地昂起头，走出了房间。

梅森到德拉·斯特里特的房间，敲了敲门。

德拉·斯特里特开门时，目光中透露着焦虑，“她想做什么，头儿？”

梅森笑了，“她想向良心妥协。”

“关于那只鸭子？”

“是的。”

“她打算做什么？”

“她最终会把一切都说出来。”

“那有什么关系——对你？”

“那会使我在此陷入困境。”梅森说。

“我猜你是乐观地看待这件事，是吗？”

梅森笑得更厉害了，“我总是乐观地看问题。”

“她给你多长时间来找出解决办法？”

“她自己也不知道。”

“一两天？”

“或许。”

“那会使你怎么样？”

梅森说：“就像坐在一个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口上，我说，德拉，看看你能不能做一个好主人，找些喝的来。”

　　　　

18

埃尔坦普罗更加热闹了。约翰·威瑟斯庞被控谋杀，并且要面对米汉法官接受初审，这足以使许多人涌进城来。饭店、旅馆大厅、弹子房，甚至理发店，到处都在谈论着这桩案件，而且有多少人谈论这件事，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推测。

代理威瑟斯庞的劳伦斯·多默律师被认为是山谷里最好的实习律师。很明显，多默不仅被证据搞得有些迷惑，而且还在利用法律所提供的每个技术细节。街头上到处都在议论，多默已认定这些证据足以保证法官可以拘留威瑟斯庞进行审判，因此他不会推出任何证人来暴露他手中掌握的情况，而是要迫使地方检察官尽可能地摊牌。

洛伊斯·威瑟斯庞在她对她父亲的爱和对马文·亚当斯的爱之间忍受着煎熬，就她同案件的联系，目前还保持着沉默，但她的沉默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破。

德拉·斯特里特说：“你必须得注意那姑娘，头儿。她会随时公开地站出来，突然一下子把她知道的全部倒出来，她不习惯于隐藏事情，从不费心去搞欺骗。她喜欢真实，她是那种有话就说的姑娘。”

梅森点了点头。

“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德拉·斯特里特问。

“什么？”

“你是在外地，是一个在乡村的外地人，而这里的当地人是抱成一团的。在洛杉矶可能被宽容的事，在这儿就不会了；在城市里被看到是好的可以行得通的手段，在这里将明显地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天哪，他们甚至可能会在定案之前控告你是谋杀犯的同谋。”

梅森又笑了。

旅馆套房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看看是谁，德拉。”

德拉·斯特里特打开了门。

乔治·丹杰菲尔德站在门口，“我可以进来吗？”他问。

“当然，”梅森说，“进来吧。”

丹杰菲尔德说：“我妻子和我被传做证人。”

梅森扬了扬眉毛。

“我发现了一些有关明天地方检察官要审理这桩案件的情况。我觉得您应该知道，因为——呃，这可能会影响……影响许多情况。”

“什么？”梅森问。

“他打算重新审理那桩旧案子。”

“你是说亚当斯的案子？”

“是的。”

“为什么？”

“您还记得吗？”丹杰菲尔德说，“威瑟斯庞在棕榈泉的旅馆跟您谈话。据说他说过，如果必要的话，他会让马文·亚当斯处在这样一个处境，看上去谋杀好像是惟一的出路，用这种方式迫使那孩子现出他的本性。”

梅森说：“我从来不记委托人对我说过的话，丹杰菲尔德。”

“那么，问题是，”丹杰菲尔德接着说道，“您向他解释了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想法，对此你们又争论了一会儿，哦，酒吧里有一个男招待是位趁假期在棕榈泉打工的大学生，他碰巧听到了你们的谈话。你们坐的桌子后面有一个屏风，当时那个男孩子正站在屏风后面擦窗户。”

梅森说：“非常有趣，我猜那男孩认识威瑟斯庞，对吧？”

“是的，他认出了他。”

“非常，非常有趣，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从地方检察官那里。地方检察官发现我妻子和我在城里，传唤我们做证人。他一直在跟我谈论那桩当年的谋杀案。”

“你告诉他些什么？”梅森问。

丹杰菲尔德说：“关键就在这儿，我一直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旧事搅到现在这桩案件里，翻腾那些陈年老帐根本没用。”

“他跟你和你妻子都谈了？”

“不，到目前为止，他只是跟我谈过了，他准备今天晚上就叫我妻子。我……呃，我想看看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办，就说这事弄得她太紧张了，找个医生开个证明，或者什么的，您是律师，您知道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安排。”

“这是不能安排的。”梅森说。

“我知道，但总可以找些理由。”

“为什么你妻子不想作证？”

“我们看不出重新审理这桩旧案有什么用。”

“为什么？”

“见鬼，”丹杰菲尔德冲口说道，“您知道为什么，我妻子告诉了您。她知道在大卫·拉特威尔被杀那天，他去工厂时口袋里装着枪……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她对此却闭口不言。”

“对此她撤过谎吗？”

“没有，根本没有问过她。她只是不愿主动提供情况。”

“所以她把那些告诉了你？”

“是的。”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极端有趣，”梅森说，“因为就1942年的谋杀案审判威瑟斯庞而澄清1924年所发生的谋杀案，这不是很奇特吗？”

“您无法澄清的。”丹杰菲尔德说，“您可能会说服人们，当年应该判过失杀人罪，但那并不能澄清什么。”

“或许使它看上去是正当防卫。”

“您不能使亚当斯复活，”丹杰菲尔德说，“却可能会使我妻子犯伪证罪。”

“怎么会？”

“当她站到证人席上的时候，她决不会承认她知道那把枪的事。”丹杰菲尔德说，“她说如果她能跟您，威瑟斯庞和马文·亚当斯见面，她就会确切地说出所发生的事，但她不愿置身于公众的蔑视之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呃，您知道。”

“所以呢？”梅森问。

“所以她就叫我来告诉您，如果您想让那桩旧案件澄清真相的话，那就只能通过私下会谈；如果要她出庭作证，她就会否认整个这件事。她是否被传证就取决于您了。”

梅森吸起了嘴：“她会告诉地方检察官有关那枪的事吗？”

“不，当然不会。”

梅森把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我要考虑一下。”他说道。

　　　　

19

对佩里·梅森来说，作为一个听众坐在审判室里，这还是一种新的经历——是一种令人难受的经历。

当一位老练的牛仔坐在竞技场的观众席上，看着别的骑手想极力骑在狂奔乱跳的马背上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一个玩弹子游戏机的老手站在旁边观看别人把金属弹子弹出，弹子顺着斜面向下滚动，每当弹子碰到带皮垫的撞杆时，他自己的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向前冲一下。

在埃尔坦普罗拥挤的审判室里，佩里·梅森坐在听众席的前排，聆听着加利福尼亚州公民对约翰·威瑟斯庞案件的初审；不时地，他会把身体向前倾去，好像是要提问似的，当有人提出反对时，他就会抓紧椅子的扶手，好像是要站起来对问题进行辩论。

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使自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地方检察官把针对被告的证据一条一条地列出来，一直熬到长长一天的审判结束。

证人们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