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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b面-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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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宗越想李皇后的话越有道理，而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也日渐加深。就这样，随着李皇后攻心工作的深入，光宗和太上皇之间的感情墙越筑越高，父子俩虽然近在咫尺，光宗却懒得去见父亲一面。太上皇赵NB07E那边对朝政大
事的处理再也得不到一点消息，再也无法提一点建议。而李皇后却趁机大捞好处，她不仅替光宗批阅奏章，起草诏令，而且还大封娘家人，她乘回娘家省亲的机会，一次竟封授李家及幕僚为官者达一百余人。连李家宗庙的富丽堂皇程度，从规模建制到卫庙兵士人数都超过了太庙。
后妃在皇帝和有可能左右皇帝行为的上一代人之间构筑感情墙，以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目的无非是弄权。对此，有的后妃是以较为文明和非武力的方式以达到此一目的，而有的则更公然、更明目张胆地采取动武的方式。比如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吧，愚昧呆痴的惠帝执政以后，贾南风发现，晋朝宫廷中真正能左右惠帝、甚至代惠帝发号施令的却是惠帝的非亲生外祖父杨骏。杨骏把持朝政，朝中必然有一些大臣对此不满。利用这一点，贾南风就在惠帝面前吹风，竭力说杨骏的坏话，并胁迫惠帝下密诏免去杨骏在朝中的一切职权。杨骏的行权，其实是受晋武帝之托，来帮助惠帝这个不争气的主子的。但是这确实妨碍了贾南风对惠帝的独家控制，所以贾南风要先发制人，要把惠帝和杨骏之间的感情墙筑造起来。自从杨骏被免职之后，惠帝和杨骏之间再也没什么联系了。在免职杨骏的同时，贾后又暗派惠帝的弟弟司马玮入朝废除杨太后，另派司马繇带兵前往捉拿杨骏。杨太后得到消息，自己居于深宫无法与父亲联系，便在一块丝绢上写上“救太傅者有赏”射出城外。不料这块丝绢又落入贾南风手中，贾南风因此宣称太后与杨骏合谋作乱，要晋惠帝废太后为庶人，将杨骏夷灭三族，杨太后最后绝食而亡。贾南风最初是要隔断惠帝与杨骏之间的联系，而结果是杨骏不仅被合法地处死，而且连杨太后这个顶头上司也被搬开，对于贾南风来说，这个结果是使她出乎意料地满意了。
邀宠的诀窍：1。投其所好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替皇家洒扫屋宇、看门护院的奴仆，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有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份痛苦与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忖度皇上的心理，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上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也便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他们是皇帝后妃的后勤人员，整天和皇帝后妃打交道。这样，如何凭借这服侍至尊至上的便利来亲近他们，并赢得帝王后妃们的欢心，是宦官们入宫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要想讨皇帝后妃们欢心，必须顺着皇帝后妃的性子，这样投其所好就成了宦官们打动皇帝后妃的第一个办法。他们细心地观察皇帝后妃的所作所为，掌握其喜怒哀乐的规律，明了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抓住对方的特点和弱点，尽力投合其意，或讨好谄媚，或卑躬屈膝，更有甚者以自我作践的方式，使皇帝在轻飘飘、软绵绵的幸福欢乐之中忘情和陶醉，从而把朝政大事抛诸脑后。宦官为皇帝开了心、找了乐，皇帝自然越发信任之、抬举之；而皇帝开心之余把朝政大事放在一边，又为宦官大行其道、为所欲为留下了空间。宦官们的此种举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比如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就是相当出色的一个。
仇士良在做东宫太子李纯的侍从时，就百般投合李纯的心思，因此很得李纯的赏识。也正因为如此，李纯继位做了宪宗皇帝，仇士良也顺理成章，随迁入宫，当上了皇宫内给事。仇士良处处往宪宗心眼里做事，宪宗皇帝对仇士良的宠爱也就与日俱增。宪宗对仇士良宠爱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问题。有一次，仇士良外出来到陕西华阳的敷水驿，这天正好监察御史元稹也来到这里。晚上，先期到达的元稹已经住进了敷水驿最好的客房，仇士良来后一定要元稹让出，自己住进这套客房。监察御史是朝廷命官，而且就官阶而言也仅次于宰相，人家又是先到，住进最好的客房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仇士良一定要把元稹赶出来。说话间两不相让，仇士良仗着皇帝的威风竟对监察御史元稹大打出手。官司闹到宪宗皇帝那里，宪宗不但没有处置仇士良，反倒找了个借口把元稹贬为江陵士曹了。这件事当时曾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宪宗偏袒仇士良，朝臣的抗议也就没见有什么结果。宪宗死后，唐穆宗继位，这个皇帝仅登基４年就去世了，接着是唐敬宗执政。唐敬宗登位时年仅16岁，正是贪玩任性的年纪。老宦官仇士良很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引诱敬宗游宴玩乐。比如敬宗喜欢打马球，可以说球瘾十足，仇士良就每天都给敬宗安排打球的时间。敬宗打球高兴，就忘乎所以，随口赏赐，由此到底敬宗赏赐给仇士良多少财宝，连史书都称：“不可悉记”。仅仅为了打马球，敬宗还把另一个宦官刘克明封为击球将军。其他人如陶元皓、靳遂良、赵士诚、李公定、石定宽等人也因此得到敬宗的宠幸。
不仅如此，仇士良等人还不断仔细揣摩唐敬宗心理的变化，以见机行事。比如他知道敬宗爱玩，便事先准备好多种玩乐，马球打累了就让敬宗看舞蹈；舞蹈看腻了，就让敬宗看斗鸡；斗鸡之外，又有射猎。这样，各种把戏穿插进行、花样翻新，总之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敬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沉浸于游玩的快乐之中，哪还有功夫和心思想起国家政事。而仇士良就趁这个节骨眼上向敬宗禀奏政事。敬宗耽于玩乐，对政事心不在焉，宦官们奏请上来的许多事情都是出于己意，结果敬宗胡里胡涂地答应下来，宦官们却认认真真地执行，结果使许多坏事大畅其道，许多奸人也因此登上要职。比如后来做宰相的李逢吉就是宦官们推举上来的，而此人就是个奸佞之辈。李逢吉手下有个门生李仲言，李仲言手下又有李渎之等8名死党，他们这些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对外号称“八关十六子”，在他们执政期间，朝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一片责怨之声，以致于闹出染织工人张韶与算命先生苏玄明借进宫献草之机持械打进清思殿的荒唐事件。由此可见宦官的参政给当时的朝政带来的是多么严重的恶果了。即使如此，因为宦官们能给敬宗带来快乐，所以事后查处责任者，敬宗对有关的35名把门宦官，也仅仅象征性地打了几板子了事。而宦官们越发尝到了投皇上所好之后从皇上那里得到的信赖和由此得到的甜头了。收到这么大的效益，而宦官们运用起来却并不怎么费事，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取之于君，用之于君”，不花代价而受益无穷，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此道的实行及奏效，宦官本人都感到非常满意，仇士良到了晚年就要退休的时候曾这样对他的弟子传授秘诀，他说：“我们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千万不能让皇上闲着，皇上一闲下来势必要看书问政，接待儒臣，其结果就会采纳儒臣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政事上，也就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了。皇上不喜欢声色犬马玩乐，我们
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也就失去皇上的宠信了。失去皇上的宠信，我们在朝中说话还会算数吗？为你们的前程考虑，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办法弄到钱财，以备皇上使用。只要你整天把皇上拴在声色犬马上，叫他每天只想着吃喝玩乐，极尽人间的享受，不让皇上有一点空闲，这样皇上就不会留心读书，对朝中的政事也就懒得过问了。皇上不管，凡事就全靠我们。这样，那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就是仇士良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的底牌，就是凭这一点，这个别无所长、别无所能的老宦官竟在大唐皇宫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二十多年。他不但历侍数帝而不倒，并且权力越来越大，名望也越来越高，这真是奇中自有不奇之理。
这种抓住皇帝弱点，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的做法，一经仇士良总结，后世宦官运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明代魏忠贤就是演绎仇氏招术的专家之一。为了讨明熹宗的欢心，他常常引诱皇帝与戏子、歌伎厮混，纵狗策马，射箭打猎，让皇帝不得空闲，而却把国事抛在一边。比如他教唆皇帝选粗大宦官300人，手拿黄色龙旗，列队在左，又选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演练，效仿当年吴王宫中练兵之法。谁都知道，宦官是被阉男子，割除男根，影响体内激素的分泌，因此，宦官不仅体态上发生变形，不男不女，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迈小碎步，声音尖哑，显得易老，40岁太监看上去犹如60岁老人，而且大多体胖无力。所以300名宦官手舞三角黄龙旗，阵势很大，却缺少男子铁军的阳刚气势。而300个宫女更是弱不禁风，手执六角红凤旗，穿插往来宦官队列之间，飘飘摇摇，还不时引逗出妖媚的欢乐之声。因此这种宫内操练，显得不伦不类，只是取笑胡闹而已。可熹宗皇帝却觉得很是有趣，常常亲临场阵，摇旗指挥演练，皇帝的喜好，使魏忠贤更加胆大，后来竟然以练兵戍卫为名，把内操队伍扩大到上万人，滑稽之极，吴王莫比。因此时人写诗讽刺说“春晴殿阁鼓声高，宣召中宫御内操。不似吴王军令肃，美人欢笑拥旌旄。”又云“天子宫中肆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当天启皇帝在操练声中乐而忘返的时候，魏忠贤浑水摸鱼，乘机大力排斥打击在朝的东林党人，把韩扩、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革职斥逐，还不遗余力地迫害南方知识界领袖，造成震惊朝野的“五人喋血案”。与此同时，他处处安插私党，扩大自己势力，围绕在他周围的竟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四十孙”之多。魏忠贤在镇压了一大批在朝的反对派之后，更加趾高气扬，也更加专权和腐化，他的私党对他也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至明熹宗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以示“尊崇”，从此，全国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仿效，魏忠贤生祠差不多遍布天下。事情做到这一步，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其势重、其意得，真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
由上面仇士良和魏忠贤两个例子看，宦官投皇帝所好的关键在于摸清皇帝脉搏，弄清皇帝心理，在明白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后，便对症下药，投合其意。如果能哄得皇帝老儿高兴，宠信、权力和好处便都会不求自来。仇士良是很明了这个秘密的，魏忠贤也效尤仇士良并如法炮制，两人各显手段又各有千秋，虽然身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得意和受宠的程度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邀宠的诀窍：2。小忠小信
由前述可见，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之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上一个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时，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做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或大恶。不信你想想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一旦登上君位，统御四海，什么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那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忠信可靠，这是帝王君主所要关心的。而宦官们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利用皇帝欲得忠良的迫切心情，随时随地献上些小忠小信，以赢得皇帝的重视，进而取得其信赖。感情拉近之后，再利用机会以售其奸就不困难了。
比如明代三大宦官之一的王振就深通此道。他曾在东宫陪伴太子读书，后来9岁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便想通过控制年幼的皇帝来专权摄政，为所欲为。凭着曾侍从太子的特殊身份，他暗地里不断教唆皇帝如何摆威风，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一步步加紧对英宗的引导和控制。但在当时，英宗处于富有政治才干的张太后管教之下，又有“三杨”辅政，因而为了不引起太后疑心，王振处处小心翼翼，他做司礼太监，每次到内阁传旨，都假模假样地装做不敢进去。当“三杨”请他进去，请他落坐时，他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坐下。王振就是用这种谦卑谨慎的态度出现在朝中当事大臣面前，其实他内心里却并不这么想。在张太后和“三杨”面前装出的谦卑和胆怯是为了躲过他们的监视和关注，而另一方面，他还要在英宗身上下功夫。因为当时英宗年纪很小，他对英宗需要首先建立起正直的威严感。有一次，王振见小皇帝英宗在院子里和小太监一起打球，王振灵机一动，认为自己制造形象的好机会到了。第二天一早，英宗进入内阁，“三杨”和各位大臣刚刚就座，准备议事的时候，王振诚慌诚恐地走了进来，双膝下跪奏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一句话要说。过去先皇帝为打球几乎误了天下，陛下现今又跟先帝一样，特别喜欢玩球。陛下现在年纪还小，理应严加管教，如不管教，任他个人随便自由下去，那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这英宗皇帝毕竟年纪太小，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经王振这么一说，竟羞愧得脸色通红，头也不敢抬起了。王振这话明着是说给太后听的，同时其中既有震慑小皇帝的想法，又有在大臣中间建立威信的愿望。张太后听了这话以后只是瞥了英宗一眼，没有开口，在场的“三杨”却大发感叹，他们说，“陛下年纪小打打球也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忠贞而且有见识之人，真是可喜可贺！”不用多做分析，王振的这个举动不过是一次略表忠诚之心的小小表演，通过这个表演，他既在朝中大臣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忠诚形象，又在小皇帝心目中造成了威严印象，而且给张太后的感觉也会是：把英宗交给这么个宦官服侍是可以放心的。真是一石三鸟，王振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宦官们正是利用这种先入之见的道理，不断用小忠小信，伪装自己，掩人耳目，使人由他的一好二好，得出他所企盼的三好四好，最终获得个不错印象，赢得大家一致信任。比如明代汪直就是这样获得宪宗宠信的。成化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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