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恶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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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图林从栏架上拿起上校的手枪，瞄准靶标。

“怎么样，上校先生，我同意调换手枪，比赛比赛，在低级酒馆中赢一顿午餐。”

上校看着手表便回答：

“我同意，明天在这个时候。现在请原谅，我不得不离开，”他把自己的“马卡罗夫”手枪塞进枪套中，“即是说，明天，九点钟行吗？”

“请您携带钞票，上校先生，今日低级酒馆的午餐也是很昂贵的，”巴图林大笑起来。

“我知道已经输了，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有一颗子弹没能打中靶标，”上校回答，“明天见。”他走出靶场，坐进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驶进内务部向古罗夫汇报情况。

克里亚奇科脱下身上的制服，斯坦尼斯拉夫在靶场上打得很差劲，他汇报：

“他一下子抓注了碴儿，卑微的虫豸用不着，叫个专家来，检查检查他，‘把指头割下’，我无论怎样，约定在明天要和他相见，如遇必要时，就互相对射。”

“指纹毫无损伤，”古罗夫回答，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手枪看来看去，“他的伙伴肯定会说，没法把巴图林的手枪拴在他身上，而且谁也不会对根卡·维特金的重伤负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把那套制服挂在立柜里，穿上便服，好奇地望望朋友，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明显，我到死也不了解你。你是个这么洁身自好的人，以致使我不禁要用粗野话谩骂，你目前堕落到会做龌龊事的田地，还欢天喜地。我和你以前都不会去想象这种事情。”

“是的，我们在退化，”古罗夫病态地蹙一下额角，“但是从前特工机关的军官不在黑手党中服务，更不会枪杀自己的同事。如果我们不适应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家简直会把我们杀害。”

“那么让我们开始受贿吧，到处有人受贿，我们应该取得一致。”

“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上，生活迫使我们去走极端，或者被撤职。我们都做过尝试，没有结果，某个人应当为之殴斗，然而我们并不能制定法则。你自己晓得，上级对一切负责，所以这个罪孽不由我负责，也不由你负责。”

“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

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

密探不喜欢巴图林，即使那样还是在进行谈话。古罗夫最初不准备将文件转交给检察院，而打算将他招募到自己帐下。他知道少校和神秘的旧克格勃分子福金很接近，巴图林本人不会是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福金很适宜于充任这个角色。他不是贪求领导权的党内旧官员，其实福金完全不懂侦察工作，而是一个次要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但他在这个世界的强人身边很明显地享有威信。只有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影响这种人，即是拥有他们的重要材料。而所有上层人物相信的事情都会引起密探的怀疑，严肃认真的密探只要他愿意就不难弄到必不可少的证据。

福金极其危险而又招人喜欢，巴图林是他的助手，这样的特工非常了不起。古罗夫编织了坚固的网，可以迫使少校通力合作，但密探不能容忍在逮捕威胁下招兵买马。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在恐怖压力下工作的特工是一只你紧紧抓住尾巴的猛兽，而他只在想，怎样才能很快地挣脱，然后用牙齿狠狠咬住驯兽师的喉咙。

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立刻跳过壕沟站到另一边去。这个密探心里明白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

“去干自己的事吧，或者带上一瓶酒和她单独地谈谈。我不尊崇那些不加思索地乱蹦乱跳的人们。我不催促你快走。你知道尤里雅处在危险中，福金找不到她。虽然他存在各种缺点，但他却是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他一定会有信心。他已经放弃了某种意图，即借助小姑娘去影响戈尔斯特科夫、阿连托夫和杜波夫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错误的。福金不得不寻求别的通路。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询问你什么，也不请你写什么。我们会面了，谈了一阵子，澄清了既成的局势，我们分手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五天，一星期？你晓得我的电话号码，你挂个电话，我们就见面，商谈一会儿。”

巴图林是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种结局，有几分手足无措。

“那么我可以走吗？”

“不用说，祝你一切顺利，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古罗夫站立起来，把少校送到门口。

当密探回到房里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桌旁忙碌，他斟上几碗咖啡茶，准备好夹心面包。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古罗夫问道。

“鬼才知道，可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你出卖的。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王牌侦察员，真正的为首征召者。你以最高的水平带领一个团体。但少校是个已经成熟的人，他是一条毒蛇，谁也不能把他变成一只忠诚的警犬。他以后会兜圈子，耍滑头，拍马屁，等待时机一到，他就拼命地咬你一口，溜之大吉。”

“你有这样的看法吗？”古罗夫有几分绝望地说，“我好像觉得在他身上得到了某种进展。”

“当然，取得了某种进展，但是过了一天以后，又会故态复萌的。哎，你怎么会有这样幼稚呢？”斯坦尼斯拉夫甚至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表示惊讶。可以欺骗、收买、引诱和强迫一个成年人，而要改造他是不可能的。不能把坦克变成播种机，前者是用以消灭敌人，后者是用以振兴农业的。”

“你倒蛮不错，你是聪明的，”古罗夫忧郁地说，“我应该怎样去打听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从事什么活动？有什么志向？”

他把小汽车停在库图佐夫大街，他走进一家商店，又走进另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食品、果子汁和一瓶伏特加酒，再走过街区，拐进院子里，然后到了大门口，坐电梯登上五楼。福金稳当地走着，他非常熟悉这条路。房门包上一层结实的铁皮，他按了一下门铃，房门几乎是霎时间敞开了。

“你好，伊戈柳克，你又不睇睇观察孔，”福金心里想生气地说话，他很笨拙地拥抱了那个身材匀称的少年，少年拿起了中校的一个手提包，走进了套问。

“你，谢苗·彼得罗维奇，还没有关上电梯门，而我已经知道谁来了。我们残废人，都是一些灵敏的人。”

“别再说了，伊戈尔，你知道我不喜欢，”福金把食品拿出来了，“别作孽，你算什么残废人。唔，一只眼睛差点儿……”

“鸡蛋都没有。你自己才半疯半癫的，像我这样健康的小伙子，真是漂亮极了。”伊戈尔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

“你看见，从战场上经常运走一些怎样的人。”福金装作生气的样子，“是的，你受苦了，但是可以说，遭到一点儿损失，还算走运。”

户主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是个淡黄头发的男人，身材匀称，约摸二十二岁，用一对浅蓝色的大眼睛瞅着福金。因为伊戈尔有一只眼睛实际上失明，小伙子的目光难以猜测。初次认识时福金无论如何也不习惯这种目光。中校仿佛觉得小伙子比正常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能看见福金是老实地说出的东西，只能是在他酩酊大醉缓说出的罢了。

“我还算走运，谢苗·彼得罗维奇，因为你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收留下我了。如果有人把你派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务，那么我将来怎样生活呢？光靠我的抚恤金只能糊口，不至于饿死。这里有个朋友给我挂电话，说他忘记了肉类的香气。啊，没有肉吃我能活下去，可是裤子穿破了，鞋子裂开了怎么办？”

“得啦，得啦，没有人会把我派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没有活路。你在我面前代替尼古拉，他牺牲了，你可以自称是我的儿子。当你还活着，你就不会过贫困的生活。”

伊戈尔那只没有毛病的眼睛开始骨碌骨碌地转，嘴撇起来了，他两肩发软，有些驼背了。

“打死那只狗！”他开始喃喃地说。

福金心里明白，伊戈尔的疾病发作了，中校把少年单薄的身子抬起来，放在沙发上，从书架上拿起一个小药瓶，把药滴在一块糖果上，塞进少年的口里面，他想，当这个少年独自一人时，他要怎么样才能摆脱疾病的折磨呢？

第八章

伊戈尔出生于莫斯科的普通家庭，这样的家庭在首都总共有几十万户，甚至有一百万户。父亲是个工程师，母亲在小学教书，家里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挨饿。像大多数莫斯科人那样，他们一直靠工资活命，经常去操办东西，而“购买”这个词业已从语汇中完全排挤出去了。操办了象牌印度茶，操办了二十卢布两罐的罐头闷肉或香肠，香肠不仅没有香肠的香味，而且根本没有气味。

这有什么可讲的，成年人在这极其幸福的时代还清楚地记得，尽管有些人开始忘记了。柜台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着他们，可谓为百货俱全，只是缺乏你必须挣得的金钱。人们在往年不是去挣钱，而是去领钱，谁也未曾说“工钱”，而是说“工资”。微薄的卢布发给每个人，这不取决于，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坏，或者根本只是前来应卯而已。

除开父亲和母亲之外，伊戈尔尚有外公，母亲的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岁左右，但他看起来远远在六十开外，因为他进行反苏宣传，坐了五年牢。他曾经是个文学家，甚至是作家协会会员，自然他很快就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所写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故事，无疑地没有鼓吹任何人，总之极不问政治，但他和那些进行“叛乱性”谈话的同事有交往，甚至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来，没有进行特别审查，就把他们这一伙关进了班房。他们之中没有闻名的和有天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