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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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卢托夫大约是在一个月以前认识的，当时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正在做一个有关心理咨询中心的节目。近几年此类咨询中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每个缝隙里冒了出来，涌现出一大批心地善良、自学成才的心理学家，想要帮助那些沦落入沉重生活处境中去，而又想要同自己那已冷却的过去一刀两断的人。老实说，那期节目的特邀嘉宾，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经理，而卢托夫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道义支持，陪他一起来录像的。

在录像开始前，我和往常一样，用了大约40分钟，与客人和他的陪同聊天，奥克桑娜款待他们吃冰淇淋加咖啡，而我呢，则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与之“建立联系，联络感情”。到了该进演播室的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即我对那位嘉宾丝毫不感兴趣，倒是那个陪同——他中等个，头发已经全秃，鼻子微弯，眼睛是深陷的、灰色的——反倒把我给迷住了。在整个录像过程中，我所想的就只是一件事，那就是这男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录像机前的演说刚一结束，我就请他俩再喝点咖啡。我记得奥克桑娜曾经吃惊地瞥了我一眼：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们的客人（我甚至连他们的姓氏也没记住，可见我对他无所谓到了何种地步）在录完像后不知为何一言不发，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为祖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人们再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了，倒是那位卢托夫与之相反，和我活泼地谈了起来。在我眼里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许多人称之为魔力似的东西。我根本无力抵御他的魅力，他冲我一笑，我也便如傻子一般不由自主咧开嘴唇还他一笑，感到自己无上幸福。不知为什么我没命地想要赢得他的赞扬，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课堂上回答自己崇拜的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节目剪辑好后，奥克桑娜和往常一样，邀请咨询中心经理审片，这一来，我便焦急难耐起来，像个小男孩：是他一个人来，还是又是两人一起来。看见他俩是一块儿来时，我高兴得宛如一个在电报局旁边终于等到了自己恋人的年轻人一般。而这一次卢托夫更令我欢喜不已。实际上，我是把嘉宾无礼地推开让奥克桑娜和导演去管，让他们去看结果、修改样片去好了，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再有别的要求了，喏，至于说再写那么一小段话的事，这不归我管，就让导演去管好了。我像乞丐纠缠路人一样缠住了卢托夫，尽量让自己显得聪明而有教养，我发现自己居然不时结巴起来，心惊胆战地观察他的眼神。

我觉得卢托夫似乎也对我有好感，因为他讲起了上次录像时没有讲过的与咨询中心有关的详情细节。对那些详情细节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几次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即哪一个人有了我这样的资质，到他们那儿工作要比在前景暗淡的电视节目里工作，更有益也更有趣，他所说的“我的资质”，是指我善于与人平易近人地谈话，善于让人们以为实际上他们要比他们自己以为的那样聪明和有趣得多。

“跟您说话以后，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会提高一大截的，”他说，“对于我们中心的顾客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帮助一个人用他人的眼光观察自身，这就是我们用来为他开门的那把钥匙，使他有机会自己走出困境。”

“我是否可以把您的话当做邀请我到您那儿工作的建议呢？”我开玩笑道。

卢托夫此时看了我一眼，然后一点头。

“是的。可是，假如您想离开电视台而成为我们集体中的一员，您就得采取我们的生活方式。您或许根本不会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

当时，也就是一个月以前，我还活着来着，而维佳和奥克桑娜也曾活着，我那时还爱着维佳，因此，卢托夫的提议并未让我动心。可是，这位秃了顶的、鹰钩鼻子的男人，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会怀着极大喜悦把我所有的腻友统统赶跑，只要能让我得到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朋友。这人聪明、安静、可靠，不会因种种琐碎之极的问题来烦你。他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用语言也无法表达。

录像播出以后，我和他有了第三次见面。老实说，当我得知卢托夫想要和我见面时，我颇感震惊。维佳·安德烈耶夫的办事方式令我们的客人很难产生在节目播出之后仍想与我们一会的愿望。也许，这些人都对我们的感情既感激又厌恶吧，所以，接到卢托夫的电话令我困惑不解。当然，坦白地说，也令我高兴。我猜到他想对我说什么，但即使如此，我也愿意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从如卢托夫这样的人那里，即使是批评，甚至是最不光彩的批评，我也乐于接受，简言之，我同意和他在那个地点见面，也就是我和维卡喜欢去喝咖啡、几天前我在那儿见过她和她的那位情人的咖啡馆。

使我吃惊的是，对于节目，卢托夫只字未提。我不知道他是在装样子呢，还是真的不知道，尽管后一种可能我觉得极不可能。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卢托夫说，“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称之为咨询也未尝不可。”

“愿为您效劳。”我高兴地说，同时松了一口气，心想，他看来不打算指责我什么了。

“我们组织终于到了得自己做节目的地步了。我不记得我是否跟您说过我们分公司的事……说过吗？”

“没有。”

“是这样，我们组织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公司。我想这不会使您感到吃惊吧，处于心理困境中的人到处都有，他们全都需要帮助。倒不一定非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他们需要帮助这倒是真的。因此，我们创建了足够多的分支咨询网络。我们的特点在于，病人无需在我们中心住院，像精神病院或神经病院那样。病人和我们一块生活。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不大明白。”我困惑地说。

“我给你解释。有人来找我们，说：我很难受，我不想像如今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死。我们回答他说：到我们这儿吧，你会生活得跟以前不一样的。你仕途不顺，工作不得劲，你对工作厌烦了吗？我们会按照你的能力和禀性分派你工作。没人喜欢你吗？朋友出卖你了吗？我们会给你爱和友谊的。你的家庭破裂了吗？你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来吧，你在我们这儿能找到可以取代你父母的人，也能找到你对他如对自己亲生儿子的人。你丧失了道德操守了吗？我们会给你信仰与学说。”

“可你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工作呢？”我不无怀疑地问，“擦地板、给大家做饭？”

“怎么会呢，”卢托夫温和地一笑，“我们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它们同样遍及世界。您恐怕连想也想不到，来找我们的人有多么多。我们的各个分公司、办事处、代办处和小型企业，就是由这类人组成。”

“有意思……而他们生活怎么样？在军营里吗？”

“我的天呐，”卢托夫用他那深陷的灰眼睛温和地看着我，笑着说道，“您哪来那么多胡话呢？是啊，他们住的不是什么宫殿，但他们生活很充裕。至少，根本谈不到什么兵营，也不可能住什么兵营。有的人如果自己有住宅，就住自己的住宅，如果有人没住处，可以和我们的某个顾客合住。每家两到三个。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住处。”

“资金从何而来？提这样的问题该不会有什么不体面吧？”

“很体面。一眼就看得出，您对经济不太在行。要知道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我们有自己的企业么。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收入，且收入颇丰。它能使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客房提供一切必需品。况且，企业还可以再发展。在某些国家我们还出版自己的报纸。四个版面的周报。你当然会觉得这一切很可笑，可我们的宗旨是，为人们提供有关我们中心的信息，为他们摆脱心理危机提供实际建议。应当告诉您的是，我们的报纸销路很好，所以，我们办报不赔钱。如今来自我们企业的收入已能允许我们设想如何办一个我们自己的电视节目的事了。刚开始可以办成每月一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以改为每周一期。我找您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我们在酒吧里一直坐到夜深人静。卢托夫提问，我则诚恳地回答，并向他坦诚他讲了办一台电视节目的技术细节和我们与将要收买我们节目的那家频道的微妙关系。我很想使自己能在他眼里显得有经验、有职业造诣，所以，我竟然把通常根本不向外扩散的某些秘密也统统告诉他了。可我信任他。而且（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后怕）极欲让他也喜欢我。我以一种陌生人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一情境，我明白，他所说那样一种中心，是彻头彻尾的蠢事和慈善空谈、宗教的谎言。您瞧见没，他们竟然分发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即参与此情景，并和卢托夫谈话的那一半——却没有察觉这一点，而是单纯地尽情陶醉在与一位聪明严肃的人的交往之中，此人并不想教会我怎么生活，也不评论任何人的长短，他的推论既符合逻辑又符合理智。

“谢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告辞时卢托夫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好好想一想您说的这一切。如果有必要，能请您再为我咨询这么一次吗？”

“当然愿意。能对您有用我非常高兴。”我诚恳地说。

说到此处我们就分手了。他再没给我打电话。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回想起他来，尤其是当我不得不与一些与他惊人地不相似，野心勃勃、愚蠢透顶，唠唠叨叨的人告辞时，后来，当我得知自己死期已近时，不知怎么我把他给忘了，和我忘掉许多别的事情一样。

在和杀手遭遇后，我又想起了他。我明白了我其实不想死。可是要向警察局告发维卡，我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在贫穷中挣扎。我想活。

于是，我拨通了卢托夫的电话。

………………………………………………

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他那双灰眼眸里流露的暖流，便惊讶地想到自己为什么不及早给他打电话呢。只有当我和他又在一起时我才明白，这段时期以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地向死神妥协呢？仅仅因为它来自我爱慕并情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的维卡吗？或许是，但也可能因为我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斗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碍时我总是很容易让步，我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竭尽全力克服妨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

这次卢托夫没和上次一样穿西装，而是穿了牛仔裤和跟他眼睛颜色一模一样的浅灰色高领绒线衫。我、维卡及我那疯母亲住了许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薄薄的墙壁根本不隔音。

“你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让到一个硬邦邦极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下，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说熟悉呢？”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那些客户刚来我们这几时，脸上通常都是这种表情。您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没有向卢托夫讲诉维卡和她雇来的杀手，只是竭力想让他明白，说我很想，正如卢托夫所说的那样，成为他那个集体中的一员。

“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